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抵抗，中国开始全民族抗战。甘肃是抗战的大后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甘肃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赴国难，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甘肃陇东地区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内战到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提供了可靠保证。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党中央正确估计中国革命的形势，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适时通过西征行动将陕甘革命根据地开辟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按照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口头协议，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三省交界处的23个县划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现隶属甘肃的庆阳县、合水县、镇原县、环县、正宁县、宁县成为重要组成部分，陇东地区也成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边区的巩固和建设，提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为加强对陇东地区的领导，党中央先后建立陇东特委、庆环分委、陇东分委、陇东分委特委会等组织机构。在党的领导下，1937年到1940年间，陇东8个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陇东地区的政权建设中得到了最广泛的贯彻执行，开展的主要工作有：实行普选、三三制、精兵简政等民主政权建设；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兴办供销社、合作社，加强财政金融税收工作等各项经济活动；发展普及小学教育、扫盲、干部培训教育、文化卫生医药等事业，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拥军优属活动和抗日支前等社会工作。特别是驻守在陇东地区的留守部队三八五旅，在发动群众团结抗日、发展生产改善部队生活条件、组建野战医院并为老百姓免费诊疗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亲民、爱民的模范作用。

　　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活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条件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民主政权发动团结群众来进行的。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陇东8县成为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教育发展、文化先进、军事巩固、社会进步的地区，是陕甘宁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争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更重要的是为全面坚持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安排部署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和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实现对全国的领导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试验田作用。诞生在陇东地区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作为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的典范被广泛推广，为新中国司法制度建设积累了成功经验。

　　二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成立后，对甘肃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大领导作用。全民族抗战时期，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共两党在甘肃的合作日益密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抗战，陇原大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前身是兰州红军办事处。为了营救和收容红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查找当时下落不明的红西路军主要负责人，党中央利用西安事变后的有利形势，于1937年6月在兰州南滩街54号（今互助巷2号）设立了半公开的红军办事处。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兰州红军办事处随即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成为公开组织。

　　全民族抗战前，甘肃国民党政府机构多为封建保守势力所把持，政治腐败，加之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致使思想封闭，经济、文化、教育都十分落后，吸毒、赌博、封建迷信成风，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人数很少，全省连同小学生在内，共有学生三四千人，党在甘肃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非常艰巨。八办成立后，认真贯彻洛川会议精神，开展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在甘肃的上层很快出现。针对深入发动群众开展中下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党中央接受八办的建议，派陕甘宁青四省籍贯的党员干部或进步分子到甘肃工作，尽快恢复和建立甘肃党的地方组织。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曾称为兰州工委）成立，标志着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自1933年遭破坏后正式恢复。此后，甘工委制定发展党员和建立组织的计划，相继成立兰州支部、兰州回民支部、榆中县委、凉州临时县委、靖远县委、徽县县委等党组织，至1939年6月，全省党员达到264人，成为甘工委组织发展的鼎盛时期。

　　八办设立后，以公开的身份地位，利用各种机会开展甘肃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八办与国民政府甘肃省主席贺耀祖、新一军军长邓宝珊以及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民政厅长施奎龄、建设厅长李剑华、国民党驻甘肃特派员李铁铮和教育界、文化界名流等建立了友好关系，在营救红西路军失散人员、与苏联援华机构的联系与沟通、开辟秘密交通线、护送接转党的重要干部、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接转军事物资、保持与苏联代表处的密切联系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甘工委则以隐蔽的方式，在八办的协助下，通过各种渠道，在工人、城市劳动群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及回族群众中，组织建立了甘肃青年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妇女慰劳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以“创办刊物、改造舆论”为方针，创办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报刊，如《西北青年》《妇女旬刊》《战号》《回声》《老百姓》等；鼓励支持和组织文艺演出团体，开展抗日演出活动，提高人民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的觉悟。这些蓬勃兴起的抗日宣传及爱国文化运动，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有效巩固和扩大了八办公开斗争取得的成果。

　　一时间，在八办和甘工委的相互配合下，救亡活动高潮迭起，甘肃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局面和甘肃革命斗争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1937年11月成立的甘肃青年抗战团，到1938年就达72个分团3000余名团员，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血花剧社、王氏兄妹剧团、西北抗战剧团、新安旅行团、平津学生演剧团等文艺团体，在甘肃城乡编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到前线去》《流亡三部曲》《保卫卢沟桥》《烙痕》等剧目和歌曲；全国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茅盾、老舍、张仲实、顾颉刚、萧军、王洛宾、吴渤、塞克等先后来到兰州，加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兰州成为除上海之外全国文化抗战的另一个亮点地区。1938年2月起担任八办主任的伍修权曾在回忆中写道：“这些蓬勃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出版的书刊、文艺演出等宣传活动，在多年来处于文化荒漠中的西北地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宣传我党主张、扩大我党影响，确实起了不小作用。”八办也因此被周恩来总理评价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

　　三

　　甘肃作为苏联援华物资的交通枢纽，发挥了战略支点作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为建立更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取得国际援助，从西北、东北、西南等地开辟了对外联系的重要通道。其中途经新疆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包括空运、陆运和通讯的国际交通线，在甘肃境内长达2000公里，整个甘肃的西部地区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发挥了战略支点作用。

　　空运方面，国民政府在兰州设立第四路司令部（兰州空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和协调西北国际航空线的飞行；设立负责飞机修理的空军第七总站；设立中国空军训练基地；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建和扩大兰州所辖机场和武威、张掖、酒泉机场。这些措施保障了苏联飞行员和他们驾驶的援华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的正常运转，并在苏联帮助下培训了大批中国空军人员，为中国抗战和保卫兰州等城市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从1937年10月首批援华空军志愿队到达兰州至1941年苏德战争前后，有苏联军事顾问、专家过往人员3665人，空军志愿队员轮流参战的2000余人，先后组建8个航空兵群，共1235架次飞机飞临兰州，其中有200多名飞行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苏联的支援，有力地支撑了太原、武汉、南京、南昌等地的中苏联合空战。也正因为如此，兰州成为日军空袭和轰炸的重点，前后共出动670架次飞机对兰州实施轰炸。全省在空袭和轰炸中造成的直接人员伤亡1426人，损毁房屋24124间，直接财产损失按1947年8月兰州零售物价指数折算6478928956502元（法币），造成兰州、天水、平凉、武威等城市无数市民无家可归，生活无以为继，沦为难民。自1937年11月5日至1941年10月4日，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及地面高射炮兵部队密切配合，在兰州上空共击落日军飞机40余架，对日军给予了有力打击，保证了国际交通线的畅通。

　　陆运方面，有一条交通大动脉在运输援华物资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它的起点为苏联拉雷—奥杰克，交接点为中国兰州，中间以苏联阿拉木图为中转站，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经新疆乌苏、迪化（乌鲁木齐）、哈密、星星峡进甘肃到兰州，再转运至陕西西安等其他各地，主要运送援华的飞机、大炮、枪支、弹药、医药器械，返回时拉运中国抵偿物资。1942年4月，日军封锁西南滇缅公路，英国政府的援华物资不得已改道经苏联中亚地区后再经西部运输线运往各地；美国政府援华物资改道印度中转，然后运到新疆叶城再经甘（肃）新（疆）公路运往各地，甘新公路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事实上，甘新公路一开始并没有。东南沿海陆续沦陷与国际国内交通中断后，从西北构建新的国际国内运输线成为国民政府的紧迫任务。但由于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河西走廊基本没有一条正规的公路。为此，国民政府紧急调运民力、物力、财力，修建甘新公路，1938年5月动工，1939年全线贯通，全长1394公里。

　　通讯方面，1938年，新疆国民政府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协商建立的国际电台竣工投入使用，建立起了苏联的阿拉木图和兰州、重庆以及阿拉木图和延安之间的联系。另外，设在兰州的苏联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也设有电台，负责苏联同西北国际通道沿线各联络点的联系。八办成立之初，也常常会借用苏联代表处电台和延安进行联系。

　　四

　　甘肃人民参军参战、节衣缩食、筑路承运支援前线，为全民族抗战做出巨大贡献。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甘肃承受的战争负担较为沉重，除直接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之外，间接财产损失十分巨大。8年间，甘肃的间接财产损失包括防空、迁移、救济抚恤、国防动员、人力输力损失、副秣补给、战争债券等，按1947年8月兰州零售物价指数折算合计达2964280636281元（法币）。尽管如此，甘肃人民还是竭尽全力，支援前线。

　　踊跃参军参战，奔赴抗日前线。全民族抗战开始后，甘肃一批批热血男儿或投身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或在国民政府组织下从军入伍同日寇正面抵抗。据《甘肃省民政志》记载，在1937年，甘肃省每个月的从军人数为5000人，1938年以后则为每月2000人；抗战时期，仅参加八路军作战部队的有6722人，牺牲在抗战前线的有303人；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1月10日，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送兰州忠烈祠的甘肃籍阵亡将士姓名牌有4382名。邓宝珊将军曾说：“八年抗战中‘有功劳的是全甘肃的数十万壮丁，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十几万三陇健儿’。”

　　节衣缩食募补给养，捐款捐物支援前线。甘肃青年抗战团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在全省发动抗日捐献活动，1938年8月在凉州（今武威市）举行河西各县献金总动员大会，仅半个月就募得126460元（法币）；兰州市仅3个月群众就捐献现洋10多万元；甘肃各界还踊跃认购“救国公债”“建设公债”“同盟胜利公债”等。1942年，甘肃夏河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带领拉卜楞寺教区的50名上层人士千里迢迢奔赴重庆，向国民党政府捐献了价值30架飞机的金银财宝，每架飞机折价15万元（法币）。有“陇东粮仓”之称的庆阳老区人民，积极向边区政府交公粮1360万斤，交公草、马料319.2万斤，还组织数以万计的担架及运输人员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全民族抗战八年，甘肃人民在国民党政府征购和征借名义下献纳的军粮，每年都有几十万石，仅在1943年至1945年3年中，甘肃人民就献纳了11801匹战马、2000根电杆。

　　修路架桥承运，付出巨大牺牲。全民族抗战期间，为维护战时经济大动脉的畅通，甘肃人民修通了通向新疆、陕西、四川、宁夏的公路干线，由于机械化水平极低，全靠人力、畜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修筑甘新公路时，沿途村民房屋大量被拆除，椽子、檩子用于工程建设，不少人因此丧失家园；工程需要的土方、石料、沙子均摊派给沿途各县的农民，农民的大车、骆驼、骡马等都被征用修路，许多民工套上自己的牛车、毛驴车到杳无人烟的星星峡一带施工。其间，牛死车烂，民工冻、饿、累死在筑路工地上的不在少数。在兰州，国民政府设立的驿运管理处组建的汽车、人力、畜力等各种运输队，在1939年至1945年间，每年都有几千辆大车和几万头驮畜参加驿运，仅1939年全省从事运输的马就有17.6万匹，骡子14.6万匹，驴72万头，骆驼3.7万峰。1940年甘肃还组建羊皮筏子水运队，沿黄河顺流而下向宁夏、绥远等地的抗日部队运送物资、弹药，沿嘉陵江向重庆运送汽油。据不完全统计，战时因修建公路、机场，承担军队给养运输等支前劳务，征调的民工达1713.8万人次。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同仇敌忾、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是争取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的伟大战争。它以残暴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侵略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在空前惨烈的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数以万计的陇原儿女为反抗日本侵略浴血奋战；在广大的抗日后方，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筹款献粮、募集寒衣支援前线，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无数将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反抗侵略的民族气节和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永垂不朽！

　　（刘正平 孙 瑛，作者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