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福客栈》——一部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好莱坞电影，故事发生地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

　　这部电影由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马克·罗布森导演，1958年在美国上映。1959年获第3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同年，获第16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男女主角等多项提名，最终赢得“促进国际间了解影片”奖。

　　影片取材于真人真事。1930年英国女子格拉蒂斯·艾伟德（Gladys Aylward）到阳城县东关村传教，她经营客栈、推动放足、救助孤儿。1940年历经艰辛护送近百名孩子到后方。

　　80年过去，东关已无人见过艾伟德，阳城也不是艾伟德见过的模样。但艾伟德的音容和功德还在流传，她生活的遗迹部分尚在，当地规划整体复原相关建筑，并建设艾伟德的纪念设施。

　　故事能广为传扬，《六福客栈》功不可没。对照电影，实地寻访，钩沉往事，影片所表述的艾伟德经历总体符合史实，但展现的场景与当时阳城情况相差明显，情节和人物也不乏演绎和夸大，没有真实全面地表现出艾伟德形象和当时阳城社会状况。

　　影片是60多年前的作品，限于当时环境和条件，能有“促进国际间了解”作用已属不易，英格丽·褒曼们的努力值得尊重，但我们不应忘却这个好莱坞故事背后的真实历史。

　　“小娃，过来耍”

　　阳城县位于太行、王屋两山之中，建县始自两千多年前的秦代。东关村靠山傍水，位于县城东门之外，主街是出入县城的主要道路，也处在晋东南连通晋西南的交通要道上。

　　而今东关主街尚保留一些老建筑，走访时正在进行整治，拟建设明清风情街。这里古来就是条商道，村民王廷智撰写的《东关记忆》一书中说，上世纪中期，东关是阳城县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商旅投宿区，街里有商铺作坊160多家，行业50多种，有多家客栈接待往来骡队，艾伟德的“六福客栈”是其中之一。

　　“六福客栈”已规划复建。原客栈1938年被日军轰炸后停业，2009年原址建起居民楼，叫明月小区。客栈院墙以及艾伟德居住的耶稣堂尚在。随着寻访者的不断增加，2012年，东关成立了六福客栈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一部好莱坞电影，成了太行山里的一个旅游招牌。

　　耶稣堂是清代建筑，进了院子，四面是两层楼房。艾伟德卧室在二层，沿着狭窄楼梯上去，卧室空无一物，约10平方米，低矮，后墙上有个窗户，临街，距地面约两米。墙上有的地方贴着报纸，是2005年10月的。六福客栈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理杨全旺说，这里原来有人家住，公司成立后，村里收了回来。

　　杨全旺是东关村人，1970年出生，他说以前村里有老人小时候见过艾伟德，称她“洋婆子”。当时全村窗户都是用纸糊的，艾伟德房间窗户却镶着玻璃，好奇的孩子们跑来看，艾伟德就用阳城方言打招呼：“小娃，过来耍。”老人们说有个头疼脑热，常找艾伟德，晚上就站在卧室窗下唤她，她问了情况就递下些西药。

　　村里最后一位见过艾伟德的老人，2019年去世。

　　耶稣堂院子里，摆着些艾伟德的照片，均为黑白照片，有一幅艾伟德坐在一株不大的核桃树前，面露微笑，树后是一道墙。杨全旺说，是她刚到阳城时拍摄的。墙犹在，树也在，长高了。

　　院里只一幅彩照，是英格丽·褒曼的，挂在屋外，已褪色。褒曼高大靓丽，艾伟德不足1米6，相貌平平。艾伟德本人对电影《六福客栈》并不满意，提出第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又矮又丑，让褒曼来演是过度美化。

　　主人公形象不符，故事背景也不符。片中阳城景象是稻田、水车、戴斗笠插秧的农民，一派南国风光。《阳城县志》载，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和谷子，其次是豆类和高粱。

　　影片从艾伟德在伦敦寻找中国传教机会开始，场景是高大火车站、整洁街道和落满鸽子的广场等。到天津下火车后则显得拥挤混乱，艾伟德骑着骡子翻山越岭到了阳城，这不完全是史实。艾伟德确实是骑骡进阳城的，但只是从泽州（今晋城）到阳城这一段。她在天津不是下火车而是下船上火车，又转汽车到晋城。1930年的中国仍很落后，但毕竟不同于19世纪，当时山西通火车、汽车已有几十年了。

　　1922年，美国记者宝爱莲（Edna Lee Booker）由正太铁路进山西，写道：“火车从石家庄出发，蜿蜒穿过山西的葱茏山脉，一路来到太原。说到这，不免要赞一句那辆法国制造的小火车。它的机车运行平稳而顺畅，车厢干净舒适……”当然艾伟德旅行状况不能同当军阀座上宾的美国记者相比，但片中改变艾伟德的旅程，也使当时中国真正的交通状况被掩盖了。

　　电影中阳城县县长带着一帮侍妾，做派如在清朝，被称为“满大人”，他治下阳城仿佛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艾伟德到后才在中央政府督导下开展放足等改革，这并非实情。

　　1930年，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阿林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写道：“山西省，我到那里看过，真是一个模范省，那里的百姓看起来很快乐……有很好的公路，养护得也很好。”当时阎锡山统治山西已十多年，没有阿林敦写得那么好，但也不是电影展示的那样。阳城放足从民初就开始了，20世纪30年代，阳城没有一个县知事（县长）任期超过三年，片中那位和艾伟德共处十年的“满大人”及其治理情况均系“艺术加工”。

　　《六福客栈》里将中国场景有意无意地前推了几十年，形成与伦敦现代都市对比鲜明的“蛮荒”之地。这有助于突出艾伟德的博爱和奉献，不过影片美化她的同时也将现代中国扭曲矮化了。无意批评一部几十年前的电影不够真实，只想尽可能透过艺术“棱镜”和历史烟云，看看那些人、那个时代的本来容颜。

　　褒曼很美，但那个笑着坐在核桃树前的普通女子才是艾伟德，她不漂亮，会和善地喊：“小娃，过来耍。”

　　“没有白虱、没有跳蚤、我们讲故事”

　　艾伟德提出电影第二个问题是客栈名字不对，她开的客栈名为“八福客栈”，改为“六福客栈”，有违本意。

　　“八福”具有基督教内涵，取意于《圣经》。基督教传入阳城是在1903年，晋城教会派罗森及其妻子詹尼·罗森到阳城传教，他们在东关行后巷买了个院子建教会，就是现存的耶稣堂。1910年后罗森病逝，罗森夫人继续传教，1930年因年迈申请代替者，在这个背景下，艾伟德到了阳城。

　　艾伟德1902年生于伦敦北郊埃德蒙顿，17岁时开始在伦敦做家庭女仆。她说，当时英国经济萧条，比起做用人，她更愿意去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做传教士，还可能帮助更多的人。

　　“赶骡人是中国北方的报纸”，影片中罗森夫人这样说开办客栈的缘由。传教资金由晋城教会提供，开客栈是为了传教。在华多年，罗森夫人认为中国人爱听故事，想向骡队的人讲圣经故事，希望通过他们再进行二次传播。

　　“没有白虱、没有跳蚤、我们讲故事。好哇！好哇！来啊！来啊！”电影中褒曼扮演的艾伟德在街边卖力地揽客。艾伟德当年吆喝的地点在通济街一个拐角处，现在有家早点铺，寻访时正值下午，铺子关着门，无人路过。影片中客栈很红火，传教的成绩也不小，最后连那个带着一群侍妾的县长也当众宣布，自己被艾伟德感化成为基督徒，并要求记在县志上。

　　踏访东关村，艾伟德的客栈位置不算理想，靠近西头且不临主街，客商是从东边来，要先路过多家街边的客栈，生意究竟如何？已无人可问询，但传教的效果电影肯定是夸大了。

　　到艾伟德离开的1940年，基督教在阳城传播近40年，信徒仍不多。曾任阳城县地方志主任的王家胜1984年就开始从事地方志工作，他说，阳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仅康熙、雍正年间就出过两个大学士，孔孟之道在民间影响深远，民众较少入教。

　　影片中“六福客栈”周围环境喧闹杂乱，没有什么文化氛围。东关村其实人文荟萃，有1500多年历史，至今尚有27处文物遗存列入全国文物普查名录。耶稣堂所在的行后巷旧称尚书巷，是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田从典故里所在，建有田府，也称相府、田阁老府，共4个院子，呈“田”字形，旧貌犹存。

　　东关村党总支书记张宏伟介绍说，东关村明清两代出过18个进士，全村以“孝”“德”为门额的有20多处。

　　1934年费正清和梁思成夫妇到山西考察，沿汾河谷地一路南行，费正清发现“在这个古老的山西谷地两个主要的现代化机构，政府和教会，一个不断膨胀，一个日渐衰微……”

　　耶稣堂设在东关数十年，罗森夫妇及艾伟德与村民相处融洽，但村民大都对基督教不感兴趣。艾伟德到后不久罗森夫人去世，晋城教会不再提供经济支持，并要求艾伟德返回英国。

　　艾伟德自己坚持留了下来，继续开办客栈，把收入用于传教并资助难民、收养孤儿。

　　影片中她得到了那个县长的支持。据林云《震撼世界的六福客栈》书中介绍，艾伟德在阳城期间，历任县长有12人，多为阎锡山政府选派，其中有抗日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

　　史料显示，多任县长帮助过艾伟德，但没有一个受其感化成为基督徒的县长。倒是艾伟德在阳城传教的同时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1936年，艾伟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她曾说：“我感到这里真的是我的国家，这里的百姓也是我的同胞。吃中国饭、穿中国衣、说中国话，我现在的生活已完全中国化了。”

　　在耶稣堂的几个门上都贴着对联，其中横批都是“五福临门”，中国传统中人们通常把“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称为五福。

　　影片中罗森夫人挂“六福客栈”的牌子时说：“第六福是什么？那就得自己去找了！”电影将“八福客栈”改为“六福客栈”，淡化了基督教内涵，而与中国的五福相联系，倒也暗合艾伟德在阳城的变化——“中国化了”。

　　东关村有家“六福客栈超市”，耶稣堂门口写着“六福客栈旧址”，地方规划复建的也是“六福客栈”。

　　虽然没得到艾伟德认可，但好莱坞为故事起的这个中国化的名字，显然要在阳城流传下去。

　　“瞧瞧她的脚，瞧瞧看”

　　艾伟德在阳城留下的另一个印迹，是曾受县政府委托，下乡督促检查妇女放足情况。

　　影片中，艾伟德到阳城以后，县长在中央政府派来的军官林楠督导下，开始推动禁止妇女缠足，先后选了3个男子当禁足督查，下乡检查女子放足情况，结果都被乡民打得鼻青脸肿、甚至卧床不起，一筹莫展的县长只好请艾伟德当这个督查。

　　艾伟德翻山越岭到山村，召集男女老少说“难道没有一个母亲，一个爱她小女孩的母亲”“如果上帝让小女孩有小脚，就会让她生成那样”。一个老妇人让大家看她被裹的脚，之后就有年轻母亲给孩子放脚，孩子父亲表示不满，艾伟德说：“瞧瞧她的脚，瞧瞧看。”很快得到村民响应，禁止缠足迅速落实。用片中县长的话说，艾伟德成了除他之外最受全县民众爱戴的人。

　　艾伟德确实在阳城县禁止妇女缠足中发挥过作用，但影片表现与具体情况相距甚远。山西禁止女子缠足始自民国初年，1917年阎锡山兼掌民政后即开始推广“六政三事”，天足是六政之一。《禁止缠足告示》中称：“妇女缠足，为害甚大。不独有碍行动，且损坏其肢体……汉人缠足之风，莫甚于山西。是以山西人口愈少，人体愈弱，人民愈穷。其毒与鸦片相等。若不严禁，害无底止。”要求10岁以下女子缠足者一律放开，违者罚款并限令放开，不遵再倍罚，再不遵查办，规定由县知事（县长）负责执行。

　　随后又将放开年龄延至15岁、18岁，并对制买缠足用木底以及为缠足女子做媒者都进行处罚，还要求全省学生不娶缠足女子。发布《委派女稽查员规则》，明确规定“各县查验天足，均以女稽查员行之。”制定了《女稽查员服务规则》，对如何工作进行规范要求。省府设立六政考核处，对各县进行督查。

　　《阳城世·阳城事》一书载，1918年海南人吴杰己任阳城知事，落实省府的天足要求，明令凡年在18岁以下的女子一律禁止缠足，西关村村民王某因女儿躲避放足，被罚大洋五元。吴知事夫人是天足，常和女稽查员一起深入乡村，挨户进行稽查。到1930年后，阳城山村仍有缠足者，县里又请艾伟德下乡稽查。直到1940年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阳城才不再出现新的缠足者。

　　20世纪上半叶，在阳城以至山西，禁止缠足是一项艰难的社会变革，省府做了翔实“规划设计”并严格督导，县里做了大量工作才渐渐落实，效果是逐步显现的。《民国山西史》称：“经过前后五六年的具体实施，据有关记载：女子缠足‘已属少数’。”1929年，梁漱溟到山西考察，作《山西之所见》，写道：“禁缠足有七八分成功。这实在是山西当局一件最大的功德。”

　　电影里阳城1930年后才在中央政府督促下开始禁缠足，还安排男子当督查，当众让女子放开缠足等，显然和历史情况不一样。1918年县知事夫人已下乡稽查，当时重“男女之大防”，不可能安排男子去检查放足。《女稽查员服务规则》第六条规定：“女稽查员下乡，各带巡警一名。巡警只在被查各户之门外伺候，非经呼唤，不准擅入民宅。”

　　片中艾伟德讲几句话就实现了全村放足，太理想化了，且那几句台词对推动放足来说也不着边际。如要找“爱她小女孩的母亲”，其实对当时山西农村的母亲来说，给女孩缠足就是爱，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所说：“缠足是作为一种文雅和上层阶级身份的标志而传播的……一个母亲为女儿大了结婚和生活幸福应尽的义务就是这个。”山西禁缠足改革的一项配套措施就是学生不娶缠足女子，违者“处以三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之违约金，并于各校内失去其校友之资格”。

　　1923年阎锡山颁发告谕称：“如今之学生，都不娶缠足妇女。你的女儿偏缠了足，一定寻不下好女婿，到那时后悔也迟了。”这显然比艾伟德的话更有说服力。给不信教的村民讲上帝自然没用，让大家看缠足后的脚能促进放足更是局外人的想象。

　　片中表现艾伟德在阳城禁缠足中起决定性作用，很是夸张。还演她去监狱制止罪犯暴动、提倡监狱改革，在艾伟德的自传中，她在阳城并未有此经历。电影对艾伟德经历改动不仅于此，她提出电影第三个问题是自己生命里从无爱情场面，影片却贯穿感情线。男方是那个军官林楠，混血儿，这个人物的背景、经历缺乏史实支撑，只能说是因剧情需要设立。有了这个人物，影片就有了情爱的元素，暧昧、亲吻、别离……故事好看多了，但这故事是英格丽·褒曼的，不是格拉蒂斯·艾伟德的。

　　艾伟德低矮的身影，曾在20世纪上半叶阳城社会变革中闪动，虽没有发挥片中那么大作用，但历史记住了她的爱心和努力。

　　“带着这些孩子们出去”

　　艾伟德爱心和努力的最大体现是，在战火中带领近百名孩子从前线到后方。

　　片中表现，日军轰炸阳城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艾伟德收养救助孤儿。为保护好这些孩子，她决定带着100个孩子离开阳城到安全地方。林楠认为行路艰险，劝她慎行，艾伟德说：“这就是上帝要我来中国的缘故，带着这些孩子们出去。”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孩子们被带到西安，受到举城欢迎。

　　当地资料记载，1935年黄河泛滥、1938年日军入侵，阳城流浪儿童增多，艾伟德救助收养孤儿。1940年3月，艾伟德带近百名孩子行程千里抵达陕西，但到西安却被拒之城外，因为城内无法安置，又转到扶风，因条件不好，有的孩子死在那里。

　　林云对此进行了寻访。据《震撼世界的六福客栈》书中记录，这批孩子中有孤儿，也有难童和教会子弟。在2012年前后，共寻访确认了28位，但尚在世的只有两人，其中一位已成植物人多年，另一位名叫秦秋蓉，出生于1927年，住在太原。

　　寻访时，秦秋蓉说：“大约13岁时，刚过年，我跟随大伙前往陕西。记得当时有一大批人，分了好几组，管理很严。大家穿着破棉衣，走了很长时间。后来过黄河，坐的是摆渡的船。”2018年记者联系到了秦秋蓉的家人，得知老人身体不好，不便接受采访。2019年初，秦秋蓉去世。

　　2012年，林云曾重访艾伟德带领孩子们出行的路线，写道：“当车子穿行历山景区盘山公路向上不断崎岖攀升时，当所有人都在赞叹造物主缔造的天然美景时，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当年艾伟德是如何带着近百名孩子艰难通过这崇山峻岭的！”

　　这条路虽然艰险，但相对安全，“在阳城政府共产党的管辖范围之内”。片中面对日军入侵，阳城官员无可奈何，林楠认定“我们会被击败”，要求县长逃到外省以免成为日军傀儡。县长召集士绅，一方面当众极力颂扬艾伟德的功德并宣布自己成为基督徒，另一方面表示要离开阳城，几年或者永远。

　　前者只是剧情，后者倒还有几分实情。抗战时阎锡山下令各县县长与县城共存亡，但开战后雁北13县中有12个县长弃城而逃。阎锡山只好推出游击县长制，允许县长在县境内即可，结果此令一下，全省105县中仅3个县长愿留任，其余全部请辞。

　　然而，只表现逃走的县长和没有信心的中央军军官，并不能反映阳城面对日军入侵的全面情况。1938年卞之琳走访山西，写了《晋东南麦色青青》，其中有“阳城在动”一节：“紧张而又活灵，城门口、街口站了臂上佩‘八路’臂章的双岗，时时刻刻地喊出‘立正！’标语是尤其热闹，五光十色……阳城到底有哪些机关，哪些团体呢？”他从11月23日阳城各界举办的座谈会上抄下了阳城县政府、八路军晋豫游击队、自卫队、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大众剧团等十多个名字，还没有抄全。

　　卞之琳写道，会上这些团体的代表“一个抢着接一个，雨后春笋似的，挺起来报告”，代表们报出各种会员人数“两万，四万，两千，四千，七八万……大家忙，而且也无须苛求，成长的路上困难是多的，冬野里麦色青青，成长本身就是成绩了。”

　　支撑这成长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卞之琳说：“阳城最足以自傲的还是生长在这里，现在驻守在这里的晋豫游击队，前身是八路军联络处。”

　　卞之琳是新月派诗人，他记录的抗战初期阳城情况，并非电影所演那样没有希望。王家胜介绍说，1938年2月，面对日军进犯，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主任朱瑞和副主任唐天际率领部分干部和学员进抵阳城，着手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3月中共阳城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大力发展党员，组织群众抗日团体，建设根据地，阳城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这就是卞之琳遇到的阳城，也是艾伟德离开时的阳城，面临着危亡和沦丧，也正经历奋起和新生，中国人用自己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艾伟德离开两个月后，朱德途经阳城作诗云：“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影片演到艾伟德在西安接受欢呼就落幕了，那欢呼本不存在，艾伟德的奉献和磨难也没结束。之后她在中国西部继续慈善事业，也饱受贫病困扰，1949年3月在别人资助下返回英国。同一时期，阳城发生巨变，东关日新月异。耶稣堂院东侧“将军府”是明游击将军陈思伊故居，1946年成为太岳行政干部学校所在地，陈赓等曾居住过。不远处的乔府是清代进士乔映伍故居，1946年建立野战医院，后来医院随军南下，一直到达海南岛。

　　“将会更好的、更干净的地方”

　　1963年，艾伟德受邀入白金汉宫晋见伊丽莎白二世，当时有报道称：“她穿着中国旗袍去谒见女王，这种不凡的举动，轰动了整个英国。”

　　回到英国后，艾伟德在华经历引起了媒体的注意。1950年她的口述自传出版，之后又出版了根据自传改编的《小妇人》。1957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与艾伟德签约拍摄电影。

　　《六福客栈》结尾处，艾伟德说：“我要回阳城，我要回家去了。”阳城，是她心目中的家。卫理公会1949年5月19日一份记录写她回英国后给人留下的印象：“她的思维是中国的，她的一招一式也是中国的，不止一次她都把在中国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看作老外。”旗袍是她平常的着装，并非晋见女王时的刻意。

　　艾伟德回阳城的愿望未能实现。她在台湾安顿下来，继续从事慈善事业。1970年1月5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艾伟德女士，传教士，在台北去世，终年68岁……她曾经这样评论中国‘我认为那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将会更好的，更干净的地方，我宁愿需重新选择一次这样的生活。’”

　　50年后，《阳城文学》上有篇纪实作品写道：“如今的阳城一天天在蝶变，天更蓝、水更清、树更绿、路更宽、城更靓，高楼鳞次，路宽灯亮，远山如黛。”

　　东关人说，村里要建一尊艾伟德的塑像，已设计好，她将长久地与这片“会更好的，更干净的地方”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