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他自称山东人，从一名传教士变成一位享誉全球的汉学家，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充当了“两个世界的使者”的角色——

　　理查德·威廉变成了卫礼贤

　　卫礼贤（1873年—1930年）是十九世纪末来华传教的德国人，本名叫理查德·威廉（右上图），1873年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王国的首府斯图加特，自幼喜欢诗歌、美术、音乐和哲学，毕业于德国图宾根大学。图宾根大学是欧洲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就毕业于这所学校。

　　1899年，卫礼贤作为同善会（德国魏玛传教会）的传教士由上海辗转来到青岛，自此在青岛度过他57年人生中的二十多年。他的儿子卫德明也是一位著名汉学家（以讲授《易经》蜚声欧美），就出生在青岛。在这期间，卫礼贤还到过山东许多地方，泰安、青州、曲阜、济南、潍县、崂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曾两次登上泰山。

　　卫礼贤的传教之旅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原本是来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可实际上他不但连一个教徒都没有发展，反而被中国文化所吸引，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为此付出了几乎毕生的精力！

　　初到青岛，卫礼贤就如饥似渴地学习汉语，并为自己取中国名叫卫礼贤，取字为希圣，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卫礼贤还在青岛创建了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当地最早的现代图书馆。当时，西学东渐形成时代大潮，大量的西方著作和学说被译介到中国来，卫礼贤则逆势而动，积极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在欧美产生了巨大影响。

　　卫礼贤以一种宗教徒式的近乎狂热的、忘我的精神状态投入到译介中国文化典籍的工作上去，速度和数量都相当惊人。他先后完成、出版了德文译注的《论语》（1910年）（右下图）、《老子的道德经》（1911年）、《庄子的南华真经》（1912年）、《孟子》（1914年）、《大学》（1920年）、《易经》（1924年）、《礼记——大戴和小戴的礼仪书》（1930年）等著作。当然，在这其中影响巨大、并且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还是《易经》的翻译出版。

　　《易经》翻译前后花去卫礼贤十年的光阴。卫礼贤本人在《中国心灵》（又译作《中国精神》）一书中记载了他在青岛与劳乃宣、康有为、辜鸿铭等文化名流的交往活动，其中有些内容记载了《易经》的翻译过程。

　　不能不说的是，卫礼贤能成功将《易经》译成德文，有一个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劳乃宣。卫礼贤在山东前巡抚周馥的举荐下结识了劳乃宣，他自己在《中国心灵》第十一章《青岛的故人们》中记载了他们结缘的过程。当时，周馥要为卫礼贤介绍一位“真正能根植于中国精神”，能够引领他“进入中国精神的深处”的中国老师，于是向他推荐了劳乃宣。关于这件事，劳乃宣在《韧叟老人自订年谱》以及写给罗振玉的书信中也有记述。劳乃宣（1843年—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韧叟，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曾担任晚清学部副大臣、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博通经史的饱学之士。同治三年（1864年），劳乃宣娶曲阜孔悦庭之女为妻，成为孔府的女婿。

　　经周馥搭桥之后，劳乃宣前往青岛与卫礼贤合作。他“日与尉君（卫礼贤又作尉礼贤）讲论经义”，卫礼贤在虚心受教的同时，也常常质疑他的这位中国老师，他称赞劳乃宣是“真正出色的严谨的人”。在劳乃宣悉心讲解下，卫礼贤得以“理解确切而透彻”地翻译了《易经》。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态度都非常认真，卫礼贤在《易经》德译本第一版的序言中有这样的描述：他们“在对经文经过详细的讨论之后才译出了译文。之后再从中文回译成德文，只有当文本的意义完全被表达出来之后，这一译文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

　　就在劳乃宣、卫礼贤两人潜心进行《易经》翻译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劳乃宣不得不退避济南和曲阜，《易经》的翻译被迫中断。三年后劳乃宣才重返青岛，与卫礼贤重启《易经》翻译。《易经》译本是在劳乃宣详细深入讲解的基础上，加上卫礼贤自己的西学学养完成的，《易经》德文翻译的成功，两个人都功不可没，缺一不可。

　　十年磨一剑，卫礼贤的《易经》德文本终于在1924年出版，他在第一版前言中充分表达了自己对中国老师劳乃宣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1926年他在《中国灵魂》第一版还刊出了劳乃宣的头像，足见他对这位中国老师的重视和尊重。卫礼贤后来在回忆劳乃宣时这样写道:“他以幽默诙谐著称，其实他是位真正出色的严谨的人，但他却采取了不拘小节的表现行为方式。他属于神秘的圣者这类人。”(见《中德关系史译文集》)

　　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德文版《易经》出版后，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版再版。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称其为“无与伦比的版本”。到目前为止，卫礼贤的德文《易经》已经再版了二十多次。以此为范本翻译的英、法、意大利、西班牙等语言的版本，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卫礼贤翻译的道教典籍《太乙金华宗旨》在西方世界也颇有影响。1927年，卫礼贤将《太乙金华宗旨》译成德文后，邀请著名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荣格撰写评述，荣格以心理学家的视角仔细研读后大为赞许，称此书帮他接触到“中国灵魂的秘密”。1929年，卫礼贤、荣格两人合作完成的《太乙金华宗旨》德文译注本出版，书名为《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这是一部东西方思想深度碰撞交融的著作，出版后在西方学术界立即产生了重大影响，随即被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多种中文版本也相继问世。通过《太乙金华宗旨》这座桥梁，卫礼贤和荣格实现了跨界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荣格说过，“他作为汉学家、我作为医生恐怕永远也不会接触”，“然而，我们在人文领域相遇了”。应该说，荣格充满赞誉的评述，增强了该书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汉学家，卫礼贤除了翻译中国文化典籍之外，还出版了许多种有关中国和中国文化以及风俗人情的著作，如《中国心灵》（1926年出版）、《中国经济心理》（又译作《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1930年出版）、《孔子与儒教》（1928年出版）、《老子与道教》（1925年出版）、《中国文化史》（1928年出版）、《中国哲学》（1929年出版），以及《中国的社交礼仪》（1906年出版）、《中国女孩出生的风俗》（1909年出版）等等。在上述这些著述中，《中国心灵》一书影响最大。

　　卫礼贤在中国期间，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这些重大事件相继发生。《中国心灵》的内容很丰富，不仅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而且还记述了作者与一些著名人物的交往，如恭亲王溥伟、辜鸿铭、康有为、劳乃宣等；描写了一些名山大川，介绍了山东的风俗习惯，甚至还写到乞丐和小偷。第七章《孔府之旅和孔子后裔的婚礼》记载了在曲阜孔府的所见所闻，还有孔子后裔婚礼的盛况。这些内容为西方了解中国打开了一个窗口，这本书1926年在德国柏林出版后，1928年被翻译成英文，由美国纽约的哈考特出版社出版，在全世界流传。

　　此外，卫礼贤还与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有交往。据卫礼贤日记载，两人曾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京城文化名流聚会上相遇。当时卫礼贤在北京德国公使馆出任“学务顾问”一职，还应邀到北京大学德语系兼职，讲授德国文学和德国哲学等课程，其间结识了蔡元培、胡适等人。徐志摩有一首诗《小花篮——送卫礼贤先生》，是纪念一年前卫礼贤陪他游览德国写下的，发表于1923年3月23日的《晨报》上。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所收藏的卫礼贤遗稿档案中，还有一封徐志摩寄给卫礼贤的六页信笺手稿。

　　卫礼贤与中国文化结缘始于一份宗教的使命。他乘坐老式的轮船，以传教士身份飘洋过海从遥远的欧洲大陆来到中国，不料被中国文化所深深吸引，转而译介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他敏锐地觉察到中国文化中蕴含着十分珍贵的东西，“并为这份稀世珍宝而牺牲掉其欧洲偏见”（荣格语），这也正是卫礼贤的不同凡响之处。他“超越了自己的专业，其学问变成了一种对人类的关切”。他自称山东人，由理查德·威廉变成了卫礼贤，从一位传教士变成了一位享誉全球的汉学家，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充当了“两个世界的使者”的角色, 对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杰出的贡献，是一位“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

　　（作者为山师大博士生导师、教授，本文为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传教士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