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汉字是仓颉创造的。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是黄帝史官，从鸟兽足迹中悟出道理创造文字，也就是说文字起源于黄帝时期。

　　直至19世纪末，一个偶然的机会甲骨文被发现，人们终于找到了最早的中国文字系统实证，汉字溯源由此确切上衍至殷商时期。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其上为朱砂书写的“尧”字

　　传说并不可靠，常被史家疑辩，“见鸟兽蹄迒之迹”，突然创造出文字，也不合常理。到商代出现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体系，显然也非一蹴而就，势必经过漫长发展演变而来。

　　谁创造了汉字，于是成为一个探究不息的课题。

　　刻画符号初步具备原始文字特征

　　今天的湖北天门石家河，是长江流域一个小镇，而在距今5500年至4000年间，这里却是长江中游的文明中心。考古发现，以石家河为中心，密集分布着40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石家河古城遗址面积120万平方米，是迄今所见长江中游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使用时间长达1000多年。

　　在石家河文化遗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神秘的套缸遗迹，数十件大口陶缸首尾相连，相互套接，排成一线。这种独特的遗迹，出现于祭址附近，研究人员认为应与祭祀有关，但为何这样套接排放，却是未解之谜。

　　更令人不解的是，部分套缸的上腹部刻画有神秘的符号。这些符号大多以简单的直线和弧线勾勒而成，看起来以象形为主，但又颇有点写意的味道。出现最多的一种符号，由上、下两条弧线与左边一条斜弧线相交而成，形似号角，又如鸟之一翼。还有一种由两个圆圈构成的符号，大圆圈中间有一个小圆圈，看似太阳，又像是在石家河遗址中经常出土的陶纺轮。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石家河肖家屋脊出土的一件陶罐上，刻着一位头戴花翎、腰系短裙、脚着长靴、右手高举一把石钺或是玉钺的人物，俨然一位军事首领。

　　石家河遗址群的刻画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年，迄今已在肖家屋脊、邓家湾两个遗址点共发现约55个。对于这些符号的意义，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猜测和揣摩。有专家认为，有的像号角，或像石钺或玉钺的，似与军事有关;有的像石镰，当与农事有关;还有像高柄杯或红陶杯中插一小棍的，似乎与祭祀有关。军事、农事与祭祀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反映于刻画符号也在情理之中。

　　一些学者还认为，石家河发现的刻画符号与文字有密切联系，已初步具备原始文字的特征。从笔画来看，主要是直线、弧线;从形状来看，出现了一些比较固定和规范的符号;从结构来看，出现了单体符号之间的组合规律;从表现手法来看，不少符号颇似正视图，同时还以竖线、圆孔等指代一些不易绘出的东西。

　　其实，石家河的刻画符号并非孤例。自上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被引入中国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里，发现了不少这样的原始符号，刻在或绘在陶器和陶片上。每一次发现，都会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极大关注和争论。

　　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对于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就有学者认为是人们有意识刻画，代表一定的意义，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20世纪70年代在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发现的符号，也引起激烈的讨论。这些符号形体更为复杂，以象形为主。

　　在浙江、江苏等良渚文化遗址中，考古人员也发现不少刻画于陶器上的符号。其中有些符号连续出现、排列成行。比如余杭南湖发现的一件黑陶罐上，连续刻出8个图案。很多研究者认为，符号的连续出现，或许反映出良渚先民尝试记录语句的努力，可能已经是原始文字萌芽了。

　　20世纪90年代，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一处龙山文化晚期灰坑中，考古人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刻有排列成行的11个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已经是一段较为成形的文字。在江苏高邮市龙虬庄遗址，一块磨光的黑陶残片上，也有排列成行的8个符号，年代比丁公陶文略晚。

　　但是，由于发掘材料有限，对于这些刻画符号的解读十分艰难，因而对它们能不能算作早期文字，一直处于激烈争议之中，至今仍无定案。

　　文字起源也经历过“满天星斗”

　　上世纪80年代，河南省中部舞阳县城北的贾湖村名噪一时。经过6次考古发掘，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骨笛，而且在一些龟甲、骨器、石器上，发现有刻画符号。

　　贾湖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共有17例。其中有些符号形状与商代甲骨文颇有相似之处，比如其中一例形似眼睛的刻符，颇像甲骨文的“目”字。加上这些符号刻在龟甲之上，常常引来研究者对贾湖刻符与甲骨文关系的联想。

　　学者唐建研究认为，从文字发展的阶段看，殷墟甲骨卜辞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在它之前，我国文字起源必然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所以贾湖刻符为探索我国文字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贾湖遗址甲骨刻符的绝对年代大大早于南美索不达米亚复杂刻画的绝对年代，这为汉字起源于中国提供了最重要的考古证据。”

　　与贾湖遗址同属淮河流域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距今7300年左右。双墩遗址刻画符号的主要发现整理者之一徐大立研究认为，双墩刻画符号，既有象形符号，也有会意符号和指示符号;既有单体符号，也有复合符号和组合符号;从符号所反映的内容看，既有动植物类，也有几何类、自然现象类等。

　　“双墩刻画符号的主要特点是简洁、生动、形象，具有文字书写特征。”徐大立认为，刻画符号中出现了一部分固定的单体符号，当这些符号与其他符号相组合时，可以从中分析出所显示的内容，成为一种可以会意并解读的符号。

　　因此，双墩遗址刻画符号，也被认为对探索汉字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专家李伯谦说，双墩文化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和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注入新内容，表明早在7000多年前淮河中游地区就已显露出早期文明曙光，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考古发现，我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里，几乎都有刻画符号发现。各种符号的分布几乎遍及全国，从青海、陕西到东南沿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有发现。有的刻在陶器上，有的刻在玉器上，还有的刻在龟甲上。正如中华文明在起源时经历了“满天星斗”般的孕育过程，中国早期文字的萌生似乎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甲骨文实现“多元一体”

　　《淮南子·本经》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极言文字的创造，有着惊心动魄的力量。“一片甲骨惊天下”，甲骨文的发现宣告中国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就已形成成熟的文字体系。如今，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能够释读的约1500个。

　　许慎《说文解字序》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他将文字归为六类，即“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

　　考古专家李学勤指出，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的文字，字的个数已经超过4000个，而且从字的结构看，“六书”都已具备，所以甲骨文是一种相当发达的文字系统，汉字的演变在它以前肯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指出，甲骨文里保留着一些比较明显的原始文字的痕迹，还存在着比较多的表意字，虽然已经变得不太象形，但是表意字的构成仍然带有比较原始的“图画”性质。

　　在甲骨文之前，贾湖甲骨刻符、双墩刻符、大汶口图符、邹平丁公“陶书”、良渚陶器连刻符号等等，都有可能融入汉字产生的主流，不同程度地被后来统一的汉字所吸收。

　　与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一样，中国文字也经历了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所谓仓颉造字的传说，或许就是统一“原始文字”的过程。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对各种原始刻画符号进行整理的人。

　　李伯谦认为，文字起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大约距今9000年至4000年前，为文字起源的初步发展阶段;4000年前直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是文字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是文字最后定型并广泛推广使用的阶段。

　　在秦始皇统一之前，各地的文字还存在较多的差异性。列国的金文、陶文、帛书、简书等，仍然存在区域差异，就是一样的文字，也有好几种写法。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李斯奉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创制小篆，“车同轨，书同文”。

　　文字的统一将不同的族群焊接成一个伟大的民族，随着岁月的变迁，天下分分合合，但“书”必“同文”成为顽强的文化原则，也成为华夏儿女割不断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