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让“礼”来到草根身边

2020年07月28日 13:02    来源:大众日报    于国鹏

  原标题:“礼”在宋代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礼不下庶人”被彻底打破,“礼”获得了新生,重新回到中国人生命意识与社会意识的中心——

  朱子让“礼”来到草根身边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承办的“朱子学公开课”上,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朱杰人,就朱子《家礼》与礼学的重建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朱杰人说,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质,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主要区别之一。礼乐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主要表现形式,它的特质是重人伦、重伦理、重秩序、重和谐、重个性的修养和修养的内化。礼,到了宋代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革,推动这一变革的代表人物就是朱子及其构建的新儒学。朱子的“礼”,被赋予理学的内涵与哲理,获得了更高、更深刻的理论高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礼不下庶人”被彻底打破,“礼”获得了新的生命,重新回到中国人生命意识与社会意识的中心。朱子对于“礼”的综合、系统的认识,以及透彻、深刻的洞察,今天仍有多方面现实意义。

  懂“礼”才能入君子之“门”

  朱杰人表示,朱子礼学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而且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主要区别之一。十八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中华文明是一个建立在礼仪而非宗教和法律上的文明。这个观点是比较准确的。

  先说“乐”。礼乐中的“乐”,并非简单指音乐。“乐”是“礼”的一部分,乐也是礼。《礼记·乐记》篇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意思是说,音乐是由人心而产生的。“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情感在人的内心涌动,所以形成了“声”,但它是没有规律的,没有经过有意识的组合。当“声成文”时,即把“声”加以组合而成“文”,才成为“音”。正是因为这种源起,从音乐中可以观政教之得失。《礼记·乐记》中载,“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就是阐述了这个道理。所以,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认为“乐”是移风易俗的最好方法。

  古人是如何来定义“礼”的呢?《荀子·礼论》中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大戴礼记》说,礼有三本,“礼,上事天,下事地”,这是一本;“宗事先祖”,这是二本;“而宠君师”,这是礼之三本。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礼”的终极根源在于天,在于太一,是根源于自然的总的法则。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赋予“礼”丰富内涵和功用价值。孔子对此有诸多论述。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即“礼”是做人立身的根本;认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评价“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者,“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主张“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不仅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个人修养,也是治理国家的有力工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心目中,如何来引导民众,如何来提升民众的精神力量,“礼”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孟子对“礼”也有很多论述和阐说。他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怎么做到仁贤呢?“夫义,路也;礼,门也”,义是通向君子之路,所以由义而入门,入门而成为君子,这里的关键,“门”就是讲“礼”。

  在“三礼”即《仪礼》《礼记》《周礼》中,对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和内容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清代经学家江永等学者,对“礼”也作过很详细的解释。

  如今,学界对“礼”又是怎么看的呢?著有《三礼辞典》的“三礼”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玄,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古之所谓礼,本指祭祀鬼神之事,随社会发展,礼之范围逐步扩大,由祭祀之礼而及于人伦之各种规范,再而至于有关政教之典章制度”,可见,“礼”的范围和内涵不断扩大,“今试以《仪礼》《周礼》及大小戴《礼记》所涉及之内容观之,则天子侯国建制、疆域划分、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役财用、冠婚丧祭、服饰膳食、宫室车马、农商医卜、天文律历、工艺制作,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其范围之广,与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段论述,把“礼”的范围内涵归纳得非常全面准确。

  “礼”是为了让天理“接地气”

  朱杰人说,“礼”到了宋代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推动这一变革的代表人物就是朱子及其构建的新儒学。

  那么,变革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首先,“礼不下庶人”被彻底打破。之前,“礼”被认为只适用于士和大夫以上的阶层。“礼不下庶人”,是不是说庶人不需要循礼呢?显然不是。礼不是不能下到庶人,而是因为礼在当时下不到庶民。“礼”的践行,是一个非常烦琐的系统工程,需要具备很多条件才能去施行,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比较低,普通老百姓连吃饭都成问题,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去循礼、去行礼,所以对普通老百姓没有这个要求。至唐宋尤其是宋以来,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物质生活丰富,已经具备了讲“礼”的条件。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不讲求“礼”,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礼不下庶人”被彻底打破。

  由于朱子的新儒学对孔子的儒学又进行了更多的阐释和发展,所以,“礼”被赋予了礼学的内涵与哲理。礼学获得更深刻的理论内涵,达到了更高的理论高度,也使“礼”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经过新儒学的改造和新儒学学者们的重新阐释,“礼”获得了新的生命,重新回到中国人生命意识与社会意识的中心。

  从整体观察,在朱子庞大的思想学术体系中,“礼”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朱子是一个崇尚理性的思想家,他认为,不论是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是按照某种规律在运行的,这个规律就是“理”,他称之为“天理”。有一句话“存天理,灭人欲”,很著名,也很受诟病,因此很多人批判,说朱子、“二程”是禁欲主义者。其实,朱子在这里说的“人欲”,是有严格界定的。他认为,人的生物属性,属天理。什么是人欲呢?人欲就是过分的欲望。所谓去人欲,是要把人过度的欲望去掉,要加以限制。

  在朱子看来,上古时代,民风淳朴,“理”自然而然体现在人与人之间,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人的欲望不断膨胀,天理慢慢地被掩盖了。所以圣人制礼作乐,陶冶人的精神,规范社会生活。朱子认为,“礼”是天理和人性的一个连接和过渡,是让天理对世俗社会进行影响和干预的一个最有力的手段。他这样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礼是“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礼”就是把形而上的“天理”世俗化,用当今的一句时髦话来说,就是让天理“接地气”。

  为草根百姓制礼

  那么,朱子为庶民制的礼是什么内容呢?

  朱杰人介绍,所谓的朱子《家礼》,并非朱子为朱家人规定的礼,而是为普通老百姓设计的礼。

  朱子《家礼》共分五卷,分别为《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第一卷是《通礼》,文中所称“有家日用之常礼,不可一日而不修者。”《通礼》分三节,分别讲祠堂、深衣制度、司马氏居家杂仪。其中,深衣制度是介绍中国古代礼服的。司马氏居家杂仪主要是讲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

  朱子为什么要把“祠堂”置于篇首?有何深意呢?因为他要突出“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体现“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所谓“报本反始”,就是为了让人明白,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生命是谁给的,人只有知道了自己的来历,知道了生命是谁给的,心灵才有安顿的地方。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中国人讲“报本反始”,对“恩”,不止于感,而是要回报,这一点很了不起。

  第二章《冠礼》。文中提到,“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男子15岁到20岁都可以举行冠礼,举行这一仪式也就意味着男子成人了。女子行笄礼,“年十五虽未许嫁亦笄”。

  冠礼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要持续三天。仪式内容很复杂,其中的“三加冠”和“命字”两项,值得重视。“三加冠”即为孩子三次加冠。第一次加普通成年人戴的帽子,象征着成人。第二次加武士之冠,以此提醒,从此开始要为国效力了。第三次加冠是一顶官帽,意味着可以从此走向社会,为国家、为社会服务了。由此来看,“三加冠”意义还是非常深刻的。

  另外,中国的成人礼还有一个“命字”的环节。孩子出生,都会先取个名。到行冠礼时,特别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嘉宾到场,帮助孩子取“字”。这个“字”往往被赋予很多暗示性的内涵。比如朱子,名“熹”,是光亮之意。确实,朱子人如其名,才华横溢,然而性格非常张扬,于是他的老师就为他取字“元晦”,意思取自“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也就是说,一棵树长得茂盛,花开得很美丽,主要是因为根是晦的,生在土里,外面看不见。这也是为了提醒朱子,要低调。后来朱子到同安做官,去之前把命字改了,把“元”改成“仲”。朱子自称,当不起“元”字,“元亨利贞”,元是四德之首,遂自取字“仲晦”。所以,虽然别人称朱子“元晦”,但朱子一生自己皆署“仲晦”。现在,很多地方举行成人礼,可惜没有“命字”这个内容了。

  第三章是《昏礼》,就是指婚礼。“昏”就是晚上的意思。古代婚礼是晚上举行。现在有些地方风俗,晚上结婚是二婚,不知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其实,晚上结婚才是符合中国古礼的。

  第四章是《丧礼》,介绍举办丧事的礼制。第五章《祭礼》,介绍举行祭礼的礼制,祭礼是每年四季都要举行的。

  朱杰人表示,朱子《家礼》是宋代礼制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朱子将其理学思想应用于庶民,影响于草根,深入到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的实践,对当时宋代官僚士大夫的礼仪教化和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朱子《家礼》的诞生标志着“礼不下庶人”时代的结束。朱子对于“礼”的综合、系统的认识,以及透彻、深刻的洞察,今天仍有多方面现实意义,在当今探讨如何构建世界通用的伦理学问题上,也提供了睿智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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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博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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