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准备回湖北老家的吴桂春给东莞图书馆留言：“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企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农民工。”

　　这条留言刷屏后，东莞人社部门第一时间安排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跟进此事，许多爱心企业也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岗位，吴桂春被安排到一家物业公司做绿化工作。他再一次为公众“留言”：“我叫吴桂春，今年54岁，是来自湖北的农民工。6月26日下午，在人们视野当中消失了一天的我，再次走进东莞图书馆，重新办回端午节前一天刚刚退了的读者证。仅仅经过一天，我在东莞已经找到了新工作，又能继续来图书馆读书了。东莞这座城市留下了我的人，东莞图书馆的书籍留住了我的心。”

　　东莞对农民工吴桂春展现了一个城市的温度，满足了一个农民工就业和阅读的“双重愿望”，这让人感到欣慰。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国图书馆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藏书楼。明朝嘉靖年间，官至兵部右侍郎的范钦创立了著名藏书楼天一阁。余秋雨曾在《文化苦旅》中写过一篇《风雨天一阁》，讲到其管理规矩：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清朝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酷爱诗书，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做媒嫁给了范家，但她万万没想到，成了范家媳妇还是不能登楼，终其一生，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农民工吴桂春在东莞十七年，有十二年在图书馆看书，说明今天任何一个普通人，在城市图书馆里看书，都不会遇到阻碍，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意味着人们获取文化知识比过去方便许多。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城乡文化设施建设还存在相当差距。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图书馆发挥过重要作用。不仅是平凡人，许多伟人和名人，其成就都与图书馆分不开，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写作《资本论》和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

　　然而，对于图书馆重要性的认识和建设，我们也经历过许多曲折。在经济不宽裕时期，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图书馆建设只能口头重视；在经济发展之后，各地图书馆建设进入高潮，和大剧院、博物馆、体育中心一起成为城市重点工程，甚至成为城市的景观“门面”工程。

　　把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得大大方方、漂漂亮亮，是一件好事。一方面，这表明人们认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进行阅读和艺术观赏等活动，也需要优美、宽敞和安静的客观环境。因此，以公共文化设施当“门面”，这“门面”不讨人嫌。

　　但不少地方的图书馆建设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城乡地区仍然面临有无图书馆的区别；不同城市和不同区域，图书馆的建设则表现为多和少。

　　阅读是生活的必需品之一，今天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满足群众的精神需要，图书馆建设必须具备两个特点：凡人之心和近人之便。“凡人之心”和“近人之便”是辩证统一的，“凡人之心”是目的，图书事业必须坚持为普通人服务的原则；“近人之便”是实现条件，只有“近便”才能更多地满足群众的阅读需求。

　　吴桂春在东莞图书馆自由出入十二年，使他对东莞产生“留心之感”，这是一种“凡人之心”的满足，但这种“凡人之心”的满足还需要更大“扩面”。

　　需要看到，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建设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省里有省图书馆，市里有市图书馆，县区里有县区图书馆。这种“计划式”设置的图书馆，往往只方便了周边群众，很难照顾到位置远的人们。今天，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人们居住生活呈现社区化，图书馆只有深入社区，才能更好地实现服务群众的目的。

　　社区图书馆已经有了探索者。2018年11月4日，济南首家“泉城书房”正式建成开放。这个“泉城书房”，就是一个“社区图书馆”。馆舍面积为近2000平方米，共有藏书近万册，包括社会科学、政治法律、文化体育教育、历史地理、文学小说、励志哲学、经济学、医学养生、儿童绘本等十几个类别。

　　“泉城书房”的建设运营也很有特点，和学校一样，属于社区配套工程之一，前边由开发商建设，后边由济南市图书馆接管。在书房现场，你会看到，“泉城书房”只有两层，但很多社区孩子在这里读书、玩耍，十分高兴，实现了居住和阅读的“零距离”。

　　“泉城书房”被称作“济南公共文化领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评价并不为过。曾担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阅读，也不需要大楼，这种深入社区的图书馆，最受欢迎，也最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