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于人心、社会的作用,自古就被高度重视。《尚书》首篇《尧典》里颂扬尧的第一个词汇就是“聪明文思”。西周建礼乐制度,派官员去各诸侯国采集民间歌谣,目的是用诗歌来陶冶人心。今天,有多少人会觉得文学和自己的生活有密切关系呢?这似乎是一个问题。
常有读者问我:你怎么看文学,或怎么看报告文学?也有不少作者说,我写完这篇报告文学就去写小说。在他们心里,小说是更艺术的。我应邀去作讲座时,听者提出的问题更多种多样。我在这里谈的只是我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
有我们需要思考的东西
“报告文学是个年轻的文体。”这句话,文学界很多人都不陌生。然而,记述真人真事的文学,在中国有很久的历史了。
《国语》以记言为主,《左传》以记事为主,《史记》以写人为显著特征。《史记》把记言、记事、记人融为一体,写出传千秋的中华历史人物。前面说到的《尚书》首篇《尧典》,写的就是尧和尧时代的故事。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纪实。没有比纪实文学更悠久的文学了。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均有恢宏的远年根基。
在我国多种文学形式中,报告文学算不算文学?这似乎不是个问题。然而,不同的看法是早已存在的。我上大学时就听老师在课堂上讲过:“报告文学不算文学,最多是准文学。”这位老师是很重视艺术的,曾帮助我深度地打开对艺术的鉴赏力。那时我还没有写过一篇报告文学,老师对艺术的见解和尊崇,对报告文学不算文学的说法,在我后来权衡要不要用这种形式写作时曾令我相当痛苦,当然也促使我深思。
在我写出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后,某次我与多位文艺家同去欧洲多国访问,一位电影导演问我:“你为什么不写小说,不写电视剧?为什么要写报告文学呢?”
交谈中,我知道对方很替我惋惜。在他看来,报告文学根本就算不得文学艺术。他坚定地认为:“有新闻报道,还要报告文学干什么?”这惋惜,让我很难解释,因为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少,尤其在搞艺术的人群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小说、诗歌是艺术,对报告文学即使不说什么,心里是另有一种评价尺度的。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难题,这里有我们需要思考的东西。坐下来静静地反省,我想,报告文学遇到的窘境,有作者自身的问题。某年,我去首钢采访,看到炼钢的过程,于是想:采访好比采矿,创作却不是把最好的矿石挑出来给读者。创作要把矿石粉碎了,还要加上作家的生活积累,然后在作家思维和情感的熔炉中炼成钢。可是,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只做了类似采矿和选矿的工作,然后用文学词汇给矿石抹上似乎具有“文学”的色彩,就这样推出来了。这便怨不得别人不把报告文学当文学。
报告文学的艺术特征
报告文学有没有艺术可论,或者有多少艺术可论?今人会把即使很难读懂的小说视为艺术,甚至把越读不懂的越视为艺术。但在读报告文学时,即使很受感动,也很少人会去论艺术。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报告文学有没有艺术,是可以通过以下这样一种方式来窥望的——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限制的艺术,艺术就是对限制的认识和突破,在突破中获得表达的自由。譬如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都是限制,如果某人做七律感觉某句用七个字不足以表达,便用八个字……只要多一字,这律诗立刻就不是东西。李白在那限制中自由如云,宛若诗仙,所以是李白。再看走钢丝,那一条钢丝就是很严峻的限制,杂技演员突破了那限制,所以称杂技艺术。走马路就不算什么了。
小说塑造人物,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可以杂取种种而成阿Q。报告文学写人物则不行,你只能努力从张三的身上去写张三,不能把别人的事情放在张三身上。写报告文学,某种程度上也有如走钢丝,写出来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下,写得不像或不是,认识张三的人都会喊起来,就像你从钢丝上掉下来一样。写报告文学,甚至有如要赴一条“穿过雷区的小道”,不定何时就踩响了伤人伤己的地雷。
我以为,限制或忌讳,都是对作家的挑战,都是对能否运用思想认识和艺术造诣去实现突破的挑战。报告文学创作受到许多特定的限制,如果在种种限制中仍能写出生动的人物,并通过性格迥异的人物来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且感人至深,怎能没有艺术!
应该说,限制越大,挑战越大,所能造化的艺术造诣就越发壮丽。这里就有报告文学艺术的诞生,也有报告文学艺术的特征。可以肯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是有大艺术的。
我不敢忘怀的还有,很久以来,报告文学被认为没有多少文学性,或被视为“准文学”,甚至写报告文学的作家自己也看轻报告文学,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者,仍需加强对这种文学形式的认识、研究、探索,加强文学性、思想性和表达力的统一。
倾听时代的召唤
报告文学创作,语言、结构这些基本要素无疑非常重要。此外,我以为要特别重视写好四大要素:人物、环境、意义、精神。
报告文学要写“人”,这本来也不是问题。问题是,很多报告文学作品见事不见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有人物的,深受大家赞扬。可是那以后,很多报告文学作品忽略写人物。
报告文学作品中的人有名有姓有事迹,并不等于有人物。人是有性格、有欲念、有心灵的忧伤等种种情感与情绪的,这是个很大的心灵世界。都说“丹青难写是精神”“一寸伤心难画出”。尽管难,并非不能。这个很大的心灵世界,或深邃、或诡秘,它与外在的看得见的行动相比,是有内在逻辑和韵律的,也是有个性的,因而不是那种司空见惯到已经概念化的语言所能描述的。一旦使用那种司空见惯的语言描述,所写人物非但不能活灵活现,而且立刻就有如给货物贴标签,那描写的对象就静止了、凝固了。
文学作品中称得上人物的人,不但有个性,还有个性的发展演变,有精神内部的风暴。或者,精神已麻木到看起来没有精神,能引起读者的广阔联想,引起读者心灵的波澜,那也是人物。报告文学作品以有个性有韵律的语言,写出有性格的生动的人,便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影响人生。
人们常说文无定法,报告文学也有多种多样的写法,但文学如果没有写人,是文学吗?报告文学既称文学,如果忽视写好人物,则损失就太大了。
要写出生动的人物,还不能忽视写好人物事件的背景。举一个容易理解的神话例子:女娲补天的神话,意义在哪里?老天不停地下雨,大地成汪洋,生灵遭难,女娲奋力去补天!由于洪水泛滥,天下遭难这个大背景,“补天”就获得了意义。假如有人问,这可信吗?然而天地间最伟大的事,就在于奋勇去做看起来做不到的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唯其如此,人类才会在无望中劈开困境,踏出前途。这就是中国先人创造神话的伟大意义。
甘肃有个“八步沙六老汉”治沙的故事。八步沙,是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古浪县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是全国荒漠化重点监测县之一,境内沙漠化土地面积239.8万亩,风沙线长132公里。如果说腾格里沙漠是一条巨大的沙龙,那么八步沙就是这条沙龙的龙头张开的一个巨口。20世纪80年代,这条沙龙吞噬着村庄和农田,还向前吞噬着河西走廊。一旦狭长的河西走廊被风沙拦腰斩断,损失不可想象。很多年来,你往河西去,踏上这条古丝绸之路,进入广袤的戈壁沙漠,千里之内是荒凉,千里之外还是荒凉。甘肃乡村有六位年过半百的老汉,就在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治沙。
这可能吗?这是不是以“补天”的精神去做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2019年,治沙六老汉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他们有怎样的成就?讲清他们所处的环境,就看见了他们不同凡响的追求和作为。所以,文学不仅要写好人物和事迹,还要高度重视写出人物所处的环境。
我所说的“意义”,更多的是指作者开掘出的作品的意义。比如我写的《智慧风暴》中的主要人物是王选,主要事件是王选致力于将我国铅字印刷向激光照排技术转型。我在全书的开篇是这样写的:“市场陈列着希望,也埋伏着陷阱。你听到钱币在生长着钱币,那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声音。计算机正在许多领域取代齿轮,互联网正使人类获得空前的资源共享……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迁。”
我是通过王选的奋斗写出“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迁”。这本书30万字,都在写开篇这句话。这就是20年前写出这部作品的意义。那一年马云创办阿里巴巴刚刚一年,马化腾始创腾讯有两年。
我所说的“精神”,也是指作者应该努力去开掘的作品内在的精神。比如我在2019年出版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通过南仁东的实践,我着力于要表达的不只是如何建造了中国天眼,而是聚精会神地描述南仁东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找回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天眼是物质的,这部南仁东传是精神的。前者是国之重器,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更重要的国之重器。
我说的“精神”,还指作者内在的精神世界。我创作40年至今,感觉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在这个世界人的灵魂无时无刻都在发生激战的年代,选择了一个立场和一种情感的归宿。
我说的“时代召唤”,是指在这个万种信息扑面而来的时代,种种扑朔迷离很考验我们的眼睛,传统的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也经历着严峻挑战。时代正要求我们,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学的基础上,能不能有创新的表达形式。譬如能不能打破学科壁垒,打破专业藩篱,将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科技等等融为一体,写出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报告文学,这是时代对我们的呼唤。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