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8日，我在上海理工大学参加“沪江草鹭书籍装帧研究中心”成立活动，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一是网上有评论说，能够聚集多位海内外书装与藏书界的大腕，如吕敬人、王强和英国书籍装帧家Mark Cockram等莅临上海，可见这座城市与学府的魅力；再一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阚宁辉先生前来祝贺，他在发言中谈到，有这么好的项目落户上海，实在是上海出版界的幸事。他还说：“这让我回忆起五年前，俞晓群为第十一届上海书展写的那篇文章《书展，为上海文化增添记忆》，至今使我感动。我们真心欢迎能有更多的人，带着他们的创意与激情，来上海创业、做事。”

　　现在，第十六届上海书展临近。当我的思绪如以往一样，再度迈入“书展模式”的时候，我发现在我的脑海中，种种往事历历如昨，新鲜生动；件件新思纷纷呈现，充实诱人。此时，我又想起许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多来上海做事吧，那里是你的福地。

　　确实，我是一个相信缘分的人，历史的缘分，文化的缘分，时代的缘分，情趣的缘分，血脉的缘分，师友的缘分，总之回顾自己的出版之路，人与社会的契合，始终会在上海这座城市中找到恰当的节点，好的创意，好的作者，好的书稿，好的读者，一桩桩一件件，总会在这里出现。这不是缘分，还会是什么？所以当有媒体问：您能为第十六届上海书展说点什么？我不用思考，口中自然涌出那么多迷恋这座城市、这场文化盛会的理由：

　　百余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与出版传统，最值得我们追随与迷恋

　　其一，我迷恋这座城市的文化与出版传统。在此前100多年的时间里，上海城市文化的地位，始终受人瞩目。如有观点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中国报业、出版业、电影业、演艺业和娱乐业的中心，只有学术中心在北京。”有这样的历史评价，首先受惠于沿海与江浙文化的人文地理优势，其次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晚清以来，海外文化的进入，如西方传教士带来活字印刷、书刊出版与发行等崭新的城市文化元素；二是上世纪初，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涌入，正如熊月之先生指出，晚清上海崛起一个新型的文化人群体，即戊戌变法时期，约1200人，到1903年增加到3000人，1909年增加到4000人。他们在许多方面与传统士大夫不同：他们有着较新的知识结构，较好的西学素养，以及比较相近的价值观念与人生观。他们不再把读书做官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取向；往往凭借新的知识，服务于新式报馆、书局、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张元济先生等人正是其中一员。有了这样的文化基础，上海一度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许多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开明书店等，都在上海诞生；许多著名的出版家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汪孟邹、邹韬奋、胡愈之、巴金等，也在这里孕育出来。上世纪初的40年间，上海出版业处于全国的绝对优势地位，比如抗战期间，单是一家商务印书馆的出书总量，就曾经占到全国的50%以上。后来，时代变迁，虽然上海的文化资源有所分化，但其百余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还在，最值得我们追随与迷恋。

　　其二，我迷恋这座城市的影响力。尤其是百年以降，上海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弱化，而是以多种形式持续发展着。从上海产生的许多优秀人物，已经把沾满海派气息的文化积存，在海内外不断发扬光大，诸如在港海派、在京海派等一些文化群体的产生，都表现着海派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多年前我曾出版一本小书 《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向百年以来11位优秀的出版家致敬，其中绝大多数人物：张元济、王云五、胡愈之、巴金、叶圣陶、邹韬奋等，都曾经在上海从事出版工作。后来许多出版机构从上海迁至北京等地，但海派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始终绵延不绝。像在北京，1958年陈翰伯先生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上任之初，还是首先回到上海，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资料收集起来。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我1959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想把商务的历史作为研究项目，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65周年的纪念。”还有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他出生上海，进京从事出版工作近70年。直到今天，他逢人还喜欢开玩笑说：“阿拉是上海的小赤佬。”

　　群峰并立，充满理想与热情

　　其三，我迷恋这座城市的生命力。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上海出版始终保持着他的历史传统与风度；一旦迎来社会复兴的机会，上海人总会显示出超群的敏感与精明，迅速占领文化发展的先机。比如几年前，我曾经出版过陈昕先生的著作《出版忆往》。陈昕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出版界的领军人物，他在书中讲述的一个观点，让我至今倍感震动。他说上海出版人的追求，不是一座高峰，而是一片高原；而这一片高原，正是由一座座高峰连绵汇聚而成的。上海出版界是一个制造高峰的文化群落，一代代有理想的出版人，正是用他们亲手奉献的一本本好书，搭建起一座座文化高峰。正是有了这样的传统和承继，才有了今天上海出版群峰并立的辉煌。再者陈昕先生的观点，也从一个侧面阐释了上海出版界的理想与追求。近来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及文景、上海书店出版社，还有东方出版中心、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等有接触，经常被他们的理想与热情所感动。因此，作为一个出版人，能在这样的城市里参加书展，能在这样的城市里“与书共舞”，我们得到的感受自然不同。

　　其四，我迷恋这座城市的商业环境。有观点说，在许多国家的城市布局中，往往会有两个重要城市为伴，一个是首都，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比如美国的华盛顿以及纽约，意大利的罗马以及米兰，加拿大的温哥华以及多伦多等等。那么中国呢？首都北京之外，还有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他们都能够成为另一个伴生的重要城市，其标志不仅在商业，更在文化。我觉得，在世人的眼中，上海是有这种担当的城市之一。作为一个从事文化企业建设的人，走南闯北，恍然几十年过去，如今回望以往，你现身最多的城市是哪里呢？在东北工作时，我经常往上海跑；在北京时，我还是经常往上海跑；如今北京草鹭文化树帜，从创意、创新、创业，更要经常往上海跑。跑着跑着，甚至连主体业务都要在上海扎根。为什么？因为相对而言，这座城市的商业氛围浓郁而健康，精细而成熟。这里有优秀的商业伙伴，他们大多有较好的职业素质与契约精神；这里的文化与商业环境，更有服务精神，比如：媒体合作，有澎湃、文汇等优秀传媒；文化活动，有思南书局等优秀机构；印刷品质，有雅昌等优秀厂家；周边文化群落，有南京、苏州、杭州……找寻超级优秀人物加盟，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可选择性。其实当代优秀的企业家，更应该是一位组合大师，而上海这座城市，恰恰会为你提供多种组合的可能。他的城市布局，更像是一个金色丝线织成的网络，让一切运行都显得那样自然而然、有条不紊；一切复杂的活动，都会在那里找到恰当的运行轨迹。

　　当今中国最好的书展——“为价值搭台，向品质致敬”

　　其五，我迷恋上海书展的文化定位。回忆我从事出版工作已近40年，参加过世界上许多书展，其中参加最多的有三家：一是北京国际书展，二是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然后就是上海书展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上海书展之前，举办“文汇书展”的时候，我就是它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而且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未间断。为什么？我记得在某一届上海书展上，组织者提出的口号是“为价值搭台，向品质致敬！”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那一年，我曾经写文章称赞道：价值与品质，这两个关键词，进一步印证了人们的感觉：一座城市崛起的霸气，就这样一点点显露出来。拆开来解释，所谓“价值”，表现在上海人对优秀图书的尊重，对精英作者的尊重，对懂书读者的尊重。他们不把书展办成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也不搞过度商业化的大排档、大卖场、大戏台；不媚俗、不唯利是图、不见利忘义。上海人能够有这样的坚持与定性，正是价值二字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他们才会在短短十几年间，创造出当今中国最好的书展。

　　再说“品质”，它表现在学术机构和精英学者的到来。你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书展主题活动背后，书展组织者设置的不是娱乐明星，不是投机者，不是猎奇者，不是嫩模、作秀、卖萌、八卦、爆料、杂耍等一些低端的事件，当然上海并不缺乏这方面的商业环境与运作能力，也没有排斥他们的存在；但组织者在书展的主题设计中，绝不允许掺杂这样的东西。书展的品质，更需要一些沉稳的学术机构、资深的作家与学者，以及一些风度翩翩的海内外文化精英的支撑。有了他们的基奠，上海书展才会表现出优雅的气质、健康的格调和君子的风度。

　　上海书展的文化氛围，出版人的福地

　　其六，我迷恋上海书展的文化氛围。因为上海是我组稿最多的地方。回顾自己的出版经历，毫不夸张地说，我在上海组织的书稿最多，作者最多。像我曾经组织出版的《万象》杂志、“万象书坊”“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等，其中许多资源都取自于上海；我的许多作者和策划人，也都来自上海。及此，我还想起2011年之后，我一直在组织整理上世纪上半叶许多散失的典籍，经常会来上海向专家们请教，去上海图书馆、大学图书馆、老牌出版社，找寻那些文化经典的遗迹。整理出《幼童文库》《小朋友文库》《小学生文库》等大批童书；整理出《林纾译文全集》《中国近现代美术期刊精品库》等大批馆藏资料。当然，还有在京海派的专家如谢其章先生的帮助，还有北京潘家园等地淘书的辅助。那样一些经历与感受，甚至让我经常想起“礼失而求诸野”的那一句老话。

　　其七，我迷恋上海书展，因为那里是发布新书最好的地方。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我就养成了在上海及书展期间发布新书的习惯：1987年，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编“当代大学书林”，在上海开发布会，有汪道涵先生参加。1990年代，在上海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和《万象》杂志。2000年，在上海书展发布《幾米绘本》，宣读反盗版宣言；与上海贝塔斯曼公司研讨，合资成立辽宁贝塔斯曼发行公司。2009年，我来到北京海豚出版社工作，开始与沈昌文、陆灏等人编辑“海豚书馆”，翌年在上海书展上发布。2010年之后，我们几乎每一年都在书展期间，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组织“两海文库”座谈会，还邀请大批作者陆续来上海书展签售新书或参加活动……

　　其八，我迷恋上海书展，我的热情至今还在延续。单说今年草鹭文化的奉献，一是沈昌文先生已经88岁了，我们为他出版《八八沈公》，许多沈公的旧雨新知，如王蒙、王充闾、葛剑雄、吴彬、赵丽雅、陆灏、郑勇等欣然命笔，留下真情文章，时代印记。沈公年事已高，这些年不再轻易出京，若外出只去两地：一是去美国看女儿，再一是去上海看书展。今年书展他还会来，参加《八八沈公》新书发布会。二是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书楼探踪》，韦力先生有签售，他还会与毛尖有一场对谈。三是江晓原先生的《性学五章》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将发布。四是陈子善的《说徐志摩》，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会发布；还有冷冰川、凌子的《凌听》，也在全力制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