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干旱少雨。阵阵热风吹过，本应绿意盎然的苏尼特草原一片焦黄。

　　一支9个人的队伍出现在地平线上，引起牧民关注。

　　他们装备看上去相当简单：红旗一面，勒勒车两辆，幕布两块，帐篷两顶，煤气灯三盏，服装四套，乐器五件，马六匹。

　　一路行进一路歌，牧民很快都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乌兰牧骑。

　　蒙古语中，“乌兰”意为“红色”，象征着光明与革命；“牧骑”意为“嫩芽”，寓意“文化工作队”。

　　此前，当地文化干部做了详细调查：内蒙古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通信落后，要把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直接、经常地送到广大农牧民居住和生产的牧场，必须建立一支装备轻便、组织精悍、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

　　就这样，草原上有了这支不停跋涉的队伍。白天热浪滚滚，晚上寒意袭人，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队员们常常为喝不上水苦恼，有时甚至不得不围着一个臭水泡子解渴。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即使在艰苦的条件下，队员们依然热情高涨，走到哪儿就给哪儿带去歌声与欢乐。每当他们鲜红的队旗出现在远方，牧民们便纷纷从蒙古包里跑出来，高兴地互相招呼：“玛奈乌兰牧骑依日勒（我们的乌兰牧骑来啦）！”

　　送文艺授知识　广袤乡野好热闹

　　乌兰牧骑，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农村文化拓荒者，诞生于共和国举步维艰的岁月。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亿多人口，拥有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竟是屈指可数：55个公共图书馆，896个文化馆站，21个博物馆。

　　彼时的农村，更是一片文化“荒漠”：一夜之间，传统文化体系虽被强力打破，封建思想余毒却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农民刚在政治上翻了身，思想上还处于一种主流价值观缺失无序的状态。

　　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如何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普及文化，尤其是提高农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政权根基安稳。

　　“文艺是为人民服务且首先是为工农服务的。”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举国上下行动起来，“破”“立”并举，积极改造农村传统文化，成立各种文工团，以农村和小城镇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巡回演出为主要活动方式，宣传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不久之后，内蒙古草原上第一支乌兰牧骑就在苏尼特右旗诞生了。

　　时年23岁能歌善舞的伊兰，被选进了这支队伍。第一次下乡，是去离苏尼特右旗100多公里的赛汗乌力吉公社。

　　“男队员骑着马，女队员坐着车，走了整整一天路，快天黑时才赶到目的地。队长提前派人把演出消息散了出去，当地牧民觉得新鲜，十里八村的人都纷纷跑来围观。”没有舞台，就在蒙古包前立起两根柱子，再搭上棕色的布，就成了简易幕布。没有电，就用煤气灯照明。

　　9个人的表演，那么简单，全都是自己编排的歌舞小品，但是热情的牧民们一直在台下鼓掌叫好。结束后，很多牧民久久不愿离去，拉着队员的手说，这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观看表演。

　　这一时期的农村文化探索，带着鲜明的国家意志印记。它优先服务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既与思想教育同步进行，又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真正“双肩挑”。

　　伊兰回忆，当时表演的节目贴合农牧民生产生活，打草舞、接羔舞、挤奶舞、剪羊毛舞，还有赞扬劳动模范和批判懒汉的小品等，重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鼓励农牧民热爱草原、热爱家乡，更好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演出，也并不是唯一任务，乌兰牧骑还主动参与到牧民生产生活中。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有什么新的方针政策，牧民很关心，伊兰他们就排着队给大伙儿念报纸。“接羔以后要洗手，早晨起床漱漱口……”开演之前，还要念上几段顺口溜，传播科学知识和卫生观念。

　　同一时期广袤草原之外，各地村屯也响起了“大喇叭”，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识字运动大规模展开，农民学识字、学技术潮流迅速席卷全国，凡是有条件的地方纷纷办起农业技术学校、农民夜校、工农速成学校，就连遥远的西藏雪域高原也有了民办小学、夜校、识字班和电影放映队。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新中国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占领了农村文化阵地，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工农文化。

　　有影视有书香　织就文化服务网

　　夜幕降临，月光笼罩下的梁家河静谧安详。

　　一孔简陋而整洁的窑洞里，21岁的习近平盘腿坐在炕上，伴着昏暗的煤油灯，翻出一本书读起来。煤油烟袅袅升起，熏黑了额头，他竟毫无察觉。

　　从北京出发时，习近平带了一箱子书，但很快就都看完了。村民家里没有书，他只能走几十里山路，找别的知青借书。等看完后，还得走几十里山路还回去。

　　1974年的陕北农村，文化资源依然是那样贫乏。

　　4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夜之间吹遍神州大地。摆脱土地束缚，大量农民投入打工浪潮，走进乡镇企业，走进城市，站在了沿海工厂大大小小流水线前。他们用双手推着中国城镇化的脚步不断向前，也托举起亿万个小农之家的致富梦想。

　　仓廪实而知礼节。兜里装上闲钱，脑中不能没有文化。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重点改善农村文化生活，农村业余剧团、电影放映队、文化专业户一度激增，文化站的触角逐渐延伸至全国各乡镇各村。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提出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心放在基层和农村，拨付专项资金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三下乡”等重大文化惠民项目，丰富亿万农民的精神生活。

　　2005年12月17日，甘肃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村，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村民踩着鼓点扭起秧歌。

　　甘肃农家书屋工程启动仪式在此举行，这也是全国范围内第一家农家书屋。

　　“省里领导来了，区上和镇上领导来了，周围十里八村乡亲们也全来了，有好几千人，可热闹了。”十几个年头过去，村民依然清晰记得当时情景。

　　第一家农家书屋只有421册书，加上配套书架、桌椅，一共只值5800元。但“图书馆”建到了家门口，乡亲们的热情超乎想象：“农家书屋真不赖，富了口袋富脑袋。不打麻将不耍钱，书屋里面看新鲜……”

　　以甘肃为起点，农家书屋迅速铺向全国，犹如一颗颗珍珠镶嵌在乡土大地上，陕北梁家河也终于盼来了专属“图书馆”。这一惠民工程历史性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村的买书难、看书难问题，为千万村庄送去了精神食粮。

　　截至2012年，农家书屋基本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各乡镇都有综合文化站；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每年让18亿人次农民免费看电影；广播电视覆盖从“村村通”迈向“户户通”；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60.2万个基层服务点覆盖99%的行政村。

　　由此，一张覆盖全国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网基本织就。然而，曾以敢闯敢干的勇气与智慧开启中国改革大幕的农民，并不满足于当个旁观者、被动接受由城里人挑选送下乡的文化。他们，还想做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2007年春天，浙江临安市朱村等8个村向全省农民发出倡议：大家一起来“种文化”，开展多种多样文化活动，比一比、看一看哪个村搞得最红火、最吸引人。

　　握惯了锄头种庄稼的农民，握起笔头“种”上了文化。浙江61个县115个村踊跃参与，开展越剧PK、篮球打擂、舞林大会、象棋比赛、赛诗会等活动；十几万农民行动起来，学舞蹈、习书画、斗故事、唱田歌、玩摄影，他们笑称“铜锣一响脚底就痒”。

　　“种文化”百村赛活动持续了半年之久，这场诗意的耕种，唤醒了沉睡在农民身上的文化生命力。板凳龙、渔灯舞、莲花落等在民间沉淀了上百年的“文化种子”被挖掘出来，一批源于农村、扎根农村、多才多艺的乡土文化能人崭露头角，影响带动了全国更多农民呵护、培育新型的乡土文化幼苗。

　　从“观众”到“演员”，农民在文化大舞台上完成了身份嬗变。从“文化送百村”到“百村出文化”，农村文化生活焕发崭新气象，农民自办文化比重越来越高，村里真正有了一支“不走”的文化队伍：江苏东海县农民自编自演“村晚”，一办就是20余年；福建兴起800多个民间剧团，从业人员近4万人；河南宝丰县近1/8的农村人口从事曲艺、魔术等民间艺术表演，“宝丰现象”引人称奇……

　　中国农民，又一次书写了农村文化新篇章。

　　传“非遗”兴产业　农耕文明启新篇

　　中国农民，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文化自豪。千百年来，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这些厚植乡土的文明印记，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

　　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半个多世纪的工业文明冲击、城乡二元分裂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城市文化似乎天生就代表着时尚与潮流，乡村文化似乎生来就意味着土气与落后。

　　可还偏就有人不信这个邪。

　　2006年，为了照顾生病的女儿，蔡群结束深圳打工生涯回到家乡贵州织金县官寨乡大寨村。也是那一年，苗族蜡染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消息传到村里，蔡群看到了机遇：“我报名参加了贵州旅游商品设计大赛，从那回来以后，我就开始琢磨，人家的东西可以做成旅游商品，我们苗族的也可以。”

　　不久，蔡群就注册了公司，专门做苗绣、蜡染旅游纪念品，带到县里各大景点售卖，很受欢迎。生意渐渐火起来后，她又申请到优惠贷款盖起了厂房，丈夫也在她劝说之下回乡帮忙打点生意。

　　不曾料想，因为这项在家乡司空见惯的蜡染技艺，蔡群实现了人生“逆袭”——2013年，她当选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再只是一名普通返乡创业者，她主动把传承发展蜡染刺绣、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重任扛在肩上。

　　经过精心策划，蔡群重新调整公司运营方式，采取“公司+农户+市场”管理模式，指导乡亲们制作蜡染刺绣产品，统一进行加工销售。

　　一项古老技艺与市场结合后，展现了非凡的生机与活力。现在，蔡群的公司开设了网店，产品走进全国各大城市，营业额已达800多万元，带动寨子周边3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蔡群做的，正是当前很多人都在做的事。这些乡间的能工巧匠、艺术大师，主动拥抱现代市场，用自己的智慧传承传统技艺，带领乡亲们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一同逐梦小康。

　　时代在变，农村文化当然不能固步自封，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我国广袤农村地区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最具特色的文化元素，只要挖掘出市场增长点，与产业深度融合，就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近年来，立足乡村自然文化资源发展起来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异军突起，成为小康路上的新风景。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超30亿，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农村文化不仅赋予农民精神上的富足感，还赐予了他们额外的物质鼓励，更为城市中孤独焦虑的灵魂提供了一方归宿。

　　如今，当一波又一波市民下乡寻找乡愁，当一批又一批农民返乡创业创新，农耕文明再次迎来“高光时刻”。农村文化成为“民族”“个性”的代名词，具有了更多诗意与浪漫。农民也得以重新审视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源优势，更加自信、从容地迈向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