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到未来，城市品格始终参与上海电影的塑造

　　采访：王彦（首席记者）专家：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中国最早的电影工业在上海落地生根。直到今天、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上海电影依旧以其无法忽视的市场活力、创制能力，占据着中国电影极为重要的一席。

　　从过去到现在，上海能以当仁不让的姿态参与中国电影的成长，用一个关键词来解答个中缘由，“城市品格”显得恰如其分——电影作为一门属于现代与工业化的艺术，是世上最年轻的综合艺术门类；上海早在中国电影蒙昧初开时，已是中国最大的都市，如今则是一座更为开放、更求创新、更讲包容的城市。如是，上海拥抱电影水到渠成，电影能在上海如鱼得水。

　　家国情、人民性、人文景观——铸就海派电影的丰沛底气

　　记者：我们怎样理解上海电影的海派气质？

　　饶曙光：海派电影与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所具有的独特城市品格、气质、精神，以及与之形成的海派文化是难以分割的。正如上海的城市品格是开放、创新、包容，海派电影最显著的特点亦是艺术上的兼收并蓄、创作者的不断求索。这从早期的 《神女》 《新旧上海》《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的生产布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变化的格局中，上海电影既承继了原先风格里浓郁的知识分子人文气息，也遵循着“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文艺创作准则，涌现出了一大批熔铸了家国情、人民性与人文景观的优秀作品。

　　以“上海电影制片厂”之名，我们能罗列许多佳作。 《红日》 《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 《铁道游击队》 《家》《女理发师》等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影片，展现了中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的呕心沥血。这些作品为新中国电影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进入新时期，《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最后的贵族》，上海电影以谢晋导演为杰出代表，关注人性本色、凝视时代的流变。《庐山恋》《城南旧事》 《巴山夜雨》 《月亮湾的笑声》《喜盈门》《生死抉择》《人鬼情》等作品，从工农兵学商等各个层面体现了中国百姓的生活变迁。而在《大李小李和老李》《今天我休息》《魔术师的奇遇》等妙趣横生的影像中，我们也能看到上海电影传统的影子，包括独特的城市景观、人文风尚等。21世纪以来，《紧急迫降》《高考1977》《西藏天空》《村戏》等影片，从各个角度切进中国大地的现实土壤。

　　对于电影，好的作品永远是硬道理。于上海电影而言，既有岁月可回首，亦有前程可攀登，作品是最大的底气。

　　包括“中国电影的巴尔扎克”，这里集聚了一批构筑历史的电影人

　　记者：截至目前，谢晋导演是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最多的导演，他还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观影人次纪录。在您看来，他为今天的中国电影人留下了怎样的财富？

　　饶曙光：在新中国电影70年里，谢晋导演无疑是座丰碑，我自己更愿意用“中国电影的巴尔扎克”来形容他。

　　谢晋导演曾说：“艺术家要对社会问题发言。”所以，他的作品里饱蘸着对现实的关注、对社会的关切。尤其是《牧马人》等三部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道路，在内容和思想层面，都触到了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的骨血肌理。这些代表着新时期电影创作高潮与高峰的作品，在中国电影志、尤其是“中国电影学派”中占据浓墨重彩的一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强烈地显示出来。他的赤子之心，他的现实关怀与艺术追求，都是留给今年中国电影人的镜鉴。

　　记者：在新中国电影70年的征途中，上海还集聚了一批大师级电影人。

　　饶曙光：的确，我们要谈论上海集聚过的电影大师级人物，用“灿若星河”亦不为过。表演艺术家方面，赵丹、白杨、张瑞芳、王丹凤、孙道临、秦怡等都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新中国的大银幕上，赵丹的《烈火中永生》《聂耳》，张瑞芳主演的《南征北战》《李双双》，孙道临在《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形象等，都曾在新中国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上，鼓舞过中国人民。

　　进入新时期，吴贻弓导演也为中国电影在现实主义内容和形式的探索创新上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激活了中国诗意现实主义的传统，在人文情怀的表达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不得不提的还有女导演黄蜀芹。她的代表作品《人鬼情》是新中国电影里很独特的一部作品。虽然它被贴上了女性主义的标签，但在电影史上值得反复诉说、阐释。以及新时期之初杨延晋导演的《苦恼人的笑》《小街》，都是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留得住的作品。

　　构筑中国电影工业高地，上海已然踏上了通往未来之路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电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今的上海电影找到突围路径了吗？

　　饶曙光：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上海电影深厚的历史文化际遇、上海这座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的品格，以及中国唯一A类国际电影节举办地的优势，都是近年来为上海电影谋求新机遇和新发展的突破口。

　　具体说来，深厚的电影文化传统与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交织，为上海积累了电影人才的基础、技术的优势、观众的水准和市场的活跃度。这些都在为近年的上海电影不断注入新活力。特别是已然举办了22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促进国际交流、浇灌城市美育、培育高水平高质量观众，建设差异化多样化的市场体系等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

　　随着上海越来越开放，随着上海对构筑中国电影工业高地、中国电影技术体系以及人才培育培养给予种种政策激励，上海电影会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务实的态度，更加自信地通往未来之路，用更高质量、更多高峰品格的作品为中国电影从大国迈向强国做出更多的上海贡献。

　　在大银幕上书写无边契阔的中国故事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一路攀登，心向往之。”9月30日，上海出品的影片《攀登者》即将上映。中国第一代珠峰攀登者的英雄礼赞，将同其他主流大片一起在国庆档发出水击石鸣的声音。

　　一部影片不过是小小缩影。1949年12月，诞生于“黎明”前、后补拍了上海解放场景的《三毛流浪记》上映，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公映的国产电影。1991年6月，《开天辟地》首映，影片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石库门点燃信仰之炬从嘉兴红船启航的原点时刻，搬上大银幕，填补了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空白，成为新中国电影的一座高峰。70年风雨如磐，一代又一代上海电影人用他们的信仰、情怀、担当，以他们的现实关怀与艺术追求，接力在大银幕上书写中国故事。他们真正想要追逐的，当是文艺创作的“峰峦如聚”。为了抵达目的地，石挥、桑弧、孙瑜、郑君里、鲁韧、谢晋、吴永刚、吴贻弓、黄蜀芹等电影人薪火相传；为了顶峰光景，赵丹、白杨、张瑞芳、孙道临、秦怡、黄宗英、王丹凤、仲星火、牛犇等艺术家不舍昼夜。

　　山一程水一程，他们以不懈攀登之姿，用电影描绘中国大地的无边契阔，记录时代的春风化雨。

　　用电影的价值观确证了问题的答案——创作为了谁

　　7月，上海大剧院，上影演员剧团以话剧《日出东方》来纪念上影厂70年。新党员、老艺术家牛犇以零台词的方式出场，饰演了老摄影师。对待螺丝钉般的小角色，他认真又专注。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当时83岁的预备党员牛犇写信，勉励道：“希望你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作表率，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贡献力量。”一轮寒暑过后，预备党员转正的牛犇这样说“初心”：要在有生之年为人民、为时代多出作品，出好作品。

　　无独有偶，97岁高龄的艺术家秦怡曾在“上海之巅”许下生日愿望：“只要电影需要，只要观众需要，我随叫随到。”虽说近年来秦怡深居简出，但是做“随叫随到”的电影人，她是认真的。观众都还记得，四年前，由她编剧并主演的影片《青海湖畔》上映，新中国女气象学家的感人事迹曾经润湿了眼底。

　　“为了人民”“为了观众”是电影人的心愿。牛犇说，这是他进厂后始终听“瑞芳大姐她们”念叨的真谛，更是当下创作者责无旁贷的事情，“电影是历史的记录者。多年后，当人们回首过去，电影可以用生动的影像来还原生活的面貌，带给人们向上向善的信念理想。”

　　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了纪念谢晋逝世十周年的系列活动。当那些笃信“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的作品重新回到观众的视野里，沸腾的抢票场景、热烈的观影画面，都在隔空回应谢晋导演当年的主张——早在他拿起导筒的那天，这位大师级人物就用电影的价值观，确认了问题的答案——为了人民而创作。

　　翻开谢晋的创作年表，早年的《女篮五号》《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等，看似故事简单，却反映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充溢着革命者的理想主义。正因为让人民感同身受，这些情绪加深了观众在心灵深处对时代的认同感。改革开放后，谢晋的创作尤其注重在历史、文化、人性和民族的心理上反复描摹。《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影片，如甘霖般沁润了观者的心田。

　　以绵绵之力朝一个方向奋进——为伟大时代传神写貌

　　“为祖国骄傲——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主题影展”正在上海举行，策展方穿过时间隧道，将70年来记录中国人民携手共进、砥砺前行的佳作一一请回大银幕。其中，上海出品的经典占据了大半壁江山。

　　1959年，上海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拍摄了若干部献礼片，《聂耳》是其中之一。导演郑君里与赵丹携手，充满激情的表演不仅赢得了中国观众满堂彩，还荣获1960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传记片奖。1956年，陈西禾联袂叶明将巴金最富盛名的小说《家》搬上大银幕，书中描绘的社会巨变中的年轻人群像，至今仍有着强大的感染力。1962年，岑范导演与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徐玉兰合作，将古典名著《红楼梦》的重要段落改编成越剧电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新月异。上海电影人敏锐捕捉到时代之进步、人心之思变。黄祖模导演的《庐山恋》1980年上映，改革开放后“大银幕上第一吻”透着时代的浪漫；1981年，赵焕章执导的《喜盈门》吸引了三亿人次观看，和农村新景象一样引人入胜的，是片中闪耀的人性光辉；1985年，吴贻弓带着《城南旧事》在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捧回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国际大奖，之后，这部以诗化镜头勾起人们对故土乡情无限眷恋的影片，卖出了115份拷贝。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着国产电影。人们都在等待一支国产片的强心剂。2000年，奇迹出现了。影院里，银幕上的男主人公李高成掀翻饭桌时，观众席掌声雷动；影片放完后，有些地方还有人放了鞭炮。这部作品就是《生死抉择》。当年的反腐倡廉大片以李高成这一艺术形象为“不忘初心”做出注脚：为民造福，保民平安，夙夜在公，清风两袖。最终，该片总票房达1.2亿元，成为中国有正式票房数据以来，第一部过亿元的电影。

　　《生死抉择》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市场。“电影必须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上影厂老厂长、导演于本正说。同理，决心拍摄《走出地平线》，他也有着深切的为时代变革而呼的冲劲。一次参观时，他见到了红手印包干书，安徽小岗村农民破釜沉舟签下的生死状，一下击中了电影人的心。

　　还有《高考1977》《西藏天空》《我不是药神》等等，这些故事都从不同视角出发，关注着不同时代的社会关切。正如于本正所言：“70年来，上海电影从来不是时代进步的旁观者，而是直接参与了伟大的进程，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作品，为伟大时代传神写貌。”

　　口述实录

　　让我们真诚地用电影为祖国放歌

　　吴贻弓

　　我电影拍的不多，总共九部。按先后顺序，它们是《我们的小花猫》《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月随人归》《阙里人家》和《海之魂》。

　　电影创作对于我，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但放之于越久远，可能有些规律会显得越清晰，那就是中国电影的创作传统不外乎现实主义。虽然近年来由于国际交流日渐频繁，世界电影的诸多创作体系和美学流派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创作实践，但我以为中国电影无论从创作和接受两方面，现实主义仍是不可取代的。

　　现实主义的大框架下，我认为我们的创作者还应当尊重中国电影最具民族特征的一些因素。比如叙事性，中国观众之所以去看电影，首先也在于去看它讲述的“故事”是什么。又比如，中国观众欣然接受并可能为之流泪的电影，在根本上也应该是符合我们民族传统道德对真善美的推崇的。

　　我想以《阙里人家》的拍摄过程来举个例子。那一年，我在山东济宁有个电影讲座，离曲阜才30多公里，于是我顺便去参观了孔林。去孔林的那年是上世纪90年代初，出国热刚刚兴起，有的年轻人心态浮躁，与传统文化之间产生了种种隔阂。但在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很多人真正从文化的层面上去审视“代沟”的内涵，而我恰恰在那个时候从参观孔林得到了某种启示。后来，我把一些尚处于朦胧阶段的想法告诉了成为《阙里人家》编剧的周梅森等。不想，同样引起了他们的巨大反响。于是，我们再次结伴重游孔子的家乡曲阜，在孔林里展开关于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关系的探讨和争论，从而也开始了结构我们未来影片里的人物和故事的过程。

　　后来在影片里，我借年纪最老的一代之口说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宗，他叫孔子”，这其实是我在呐喊。而片中重孙子那一辈人对新事物的渴求，也有他们的理由。当年，这片子是我花了很大心血拍的，里面有我想说的东西。现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觉得它依旧可以给我们的电影人一些微不足道的启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理由。上海电影也好，中国电影也好，我们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中，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不可忘却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有些话我曾讲过，现在依旧这样认为，就是关于怎样看待“献礼片”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科学和艺术，同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和手段。不同的是，科学认识世界靠的是逻辑这条纽带，艺术认识世界靠的是情感这条纽带。所以，没有情感、只有理性是不会出现艺术的。而在许多历史的重大关口，就像近年来我们有那么多大事、喜事，凡是有激情、有才华、有责任、有眼光的艺术家，难道不应该发自肺腑地创作相应的作品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吗？只要我们的艺术家真情实感地把自己投入到为祖国放歌的情怀里，把握艺术规律，所谓应时应景的创作何尝不是真心真意的！

　　祝福我的祖国，祝福上海电影。

　　（作者为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原主席，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本报记者 王彦整理

　　在现实主义的征途上传承接力棒

　　奚美娟

　　我与电影正式结缘，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1991年，我参与了上影厂和浙影厂联合出品的影片《假女真情》。影片里，被错认的女儿在那个春天给了台湾老兵一段如江南景致般细腻温婉的人间真情。如今回想起来，最让我感触的，还不是它为我赢得了第1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项，而是一些来自年轻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评价：“非常棒的电影，在我心底播下了善良的种子。”

　　什么样的电影作品能被观众视为“善良的种子”？我想，原因不外乎这些：它体察到了我们社会的关切点，它触到了普通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这部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出品”，但它背后蕴藏的创作真谛，到今天同样适用——电影这个能够最大程度投射社会风貌、影响普通生活的艺术样式，要想成就真正的精品，从来都是来自于社会生活实践，深刻表现人性、人道和人的价值，并且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方法。

　　近40年来，我直观地见证了上海在改革开放以来打磨电影品牌的努力。一方面，我曾有幸与鲍芝芳导演、武珍年导演、仲星火老师等艺术家合作拍戏。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对普通中国人喜怒哀乐的感情共鸣，让我真切体悟到上海电影的一系列经典长廊，正是汇聚了前辈们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绵绵之力。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后，我能在许多上海出品的佳作中看见年轻的力量不断注入到这条磅礴的创作河流中。看作品，我们拥有《西藏天空》《美丽上海》《村戏》《我不是药神》以及即将在国庆档上映的《攀登者》等题材风格各异，而在现实主义的追求中殊途同归的影片。论人才，郑大圣、傅东育、吴天戈、徐峥、马伊琍、王景春、孙俪、郑恺等导演和演员，都在大银幕上认真书写过现实主义的一笔一划。

　　与新中国同行70年，上海一代代电影人为中国电影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接力棒自然被交付给了年轻的一代。对这代人而言，时代出具了新的考卷。从完善电影产业链，构筑电影工业标准体系，直到以科技创新加快打造全球影视创制中心等，凡此种种，都是时代赋予的新使命，也是中国电影从大国迈向强国的新担当。

　　越是在电影事业迅猛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越是要坚持前辈传下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坚持艺术创造中不变的力量。

　　比如演员的自我修养，归根结底就是要做好两件事：做人和演戏。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我的老师经常告诫我们：“成才、修德，是一辈子的事。”即使在今天，我认为仍然是艺术工作者的金科玉律；再比如，我在戏剧舞台、电影电视、电影教育等多个平台工作，时常与年轻人打交道。每年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艺考招生，甚至学校招聘教师时，我总会加试一个问题：“最新的国内外文化热点是什么”。偶尔会有年轻人被问懵，但我坚持认为，这绝非业务之外的提问。关照现实不是空谈，而是要日积月累地时时关心现实社会，只有这样，创作才不会脱离生活。这也应当成为年轻电影工作者的一种文化自觉。

　　前辈艺术家们的艺术实践早就证明：生活是一切文艺创作的源泉，现实主义是中国电影、上海电影不能脱离的创作传统。今天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地传承下去。就像我们传承了上一辈的宝贵财富那样，我们也希望能通过文联、高校、各创作团队的平台，为下一代留存精品力作，使得上海电影事业越发璀璨辉煌，使得“上海文化”品牌能在新的时代中熠熠发光。

　　（作者为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国家一级演员）本报记者 王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