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结晶，是“以文化人”的容器和载体。现代社会，文化还是支撑城市发展的重要软实力。当历史的尘埃落定，许多喧嚣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唯有先进的文化会长留世间，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心灵的温暖和情怀的慰藉。
“先有崧泽村，后有上海城。”很多城市的发展壮大，都经历了由村落到集镇再到城市的过程。距今6000年前，在上海青浦的崧泽村，先民凭借坚定的信念、聪明的大脑，勇于开拓进取、勇于改造自然，以开放的胸怀、创新的精神，谱写了上海的历史华章，奠定了上海地区的史前文明。
当前，上海正在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就文化品牌打造而言，有必要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其中，崧泽古文化，不仅推动了上海地区史前文明的崛起，而且可以为新时代上海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坚定根基。我们要进一步弘扬崧泽古文化的先进基因和上海人代代相传的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包容精神、进取精神以及工匠精神、奉献精神，让上海城市精神与民族精神共进步。
■从1957年起，崧泽遗址上陆续发现了“上海第一谷”“上海第一井”“上海第一人”“上海第一房”“上海第一村落”等。它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揭开了“上海之源”的秘密。在长三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中，崧泽古文化是联结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要一环，是上海历史文化的一大源头
■以崧泽古文化为代表的上海远古文化，作为城市的重要文化资源，带来了不竭的“发展红利”。我们要抓住上海“文创50条”的契机，加大挖掘和整合力度，充分展现和提炼上海的城市记忆、文脉基因与鲜明特色，让上海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最大化，让上海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更响亮
崧泽遗址：6000年前上海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崧泽遗址，位于青浦赵巷崧泽村。崧泽村，相传与东晋名士袁崧相关。袁崧曾在沪渎一带筑城据守，抵御海上侵扰。崧泽村民为了纪念这一壮举，把崧泽与袁崧联系了起来。其实，“崧泽”应是吴淞江附近古沼泽地中的一块高爽之地。远古的上海青浦濒临大海，湖泊众多、湿地广袤，上海先民择高地避水患而居。
崧泽遗址在全国考古界是一个知名的文化类型。它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揭开了“上海之源”的秘密，被列为20世纪我国重大的考古成果。“十二五”期间，上海市政府正式立项，在崧泽遗址建立古文化遗址博物馆，让公众共享考古发掘成果，让上海市民寻根溯源。
从1957年起，崧泽遗址上陆续发现了“上海第一谷”“上海第一井”“上海第一人”“上海第一房”“上海第一村落”等。作为一处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早期的遗址，崧泽遗址按地层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属于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出土遗物中除了有大量印纹硬陶、原始瓷器外，还有少量的石器和青铜小件；中层以假山墩上的墓地为代表，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公共墓地；下层为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古代居住遗址，有储藏食物的窖穴、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人工培植的稻粒。
“上海第一房”的发现，证明上海先民择高地而筑房的先见之明。那些小巧玲珑、通风透气性能好的茅草房，正是时下倡导的环保节能宜居类型。“上海第一人”头骨的发现，为研究上海先民的体质特征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经过DNA等技术的检测鉴定，头骨的主人是一名25岁至30岁的青年男子。这是新石器时代男性死亡的正常年龄，表明当时的营养医学条件还十分低下。生产工具“石犁”“石锛”“石斧”“石凿”的出土，说明先民农耕技术的提高与生产力的改进。
为了驱风避寒，上海先民还掌握了纺织技术。他们是“黄道婆”的祖先，这在崧泽遗址中出土的陶质纺轮可以得到佐证。为了丰富生活、装扮自己，先民还利用饰件装饰美化自己的生活。崧泽遗址中发现的玉、玉坠、玉簪、玉管、玉璜等，便是当时的“卡地亚”饰品。这些都反映了上海先民朦胧的审美意识。
崧泽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可分为肥短的粳谷和瘦长的籼谷。可见，崧泽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同时，水井的创造，不仅扩大了上海先民的活动范围，而且解决了卫生用水的问题。石犁的出土，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方式，为生产力的进步提供了有效保证，是古代上海农业史上的一次重要革命。上海先民还发明了“蒸锅”，代表着一种新型烹饪方式的普及应用。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体现了先民对新能源方式的认识以及对健康美食的追求，有效改善了当时的生活质量。
太阳神鸟是上海先民的精神图腾。不少出土文物上的鸟头太阳纹饰千姿百态，不但表现了上海先民的丰富想象力，而且传递了“天人合一”的先进理念，以及进行艺术创作的自由宽松氛围。
在长三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中，崧泽古文化是联结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要一环，开创了承上启下的崭新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崧泽遗址可谓上海6000年前的经济、文化中心，是上海历史文化的一大源头。
“崧泽文化圈”：核心与边缘、产品与市场的互补
探究和分析崧泽古文化的基因，对于丰富上海的城市精神具有重大意义。大致来看，崧泽古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和模式：
以石器和玉器为主的商品贸易模式。崧泽文化时期，上海先民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政治互动频繁，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转型升级。崧泽文化的晚期，上海先民对玉石需求量大幅增加，但太湖平原地区又缺乏足够的玉石资源。在此背景下，当时进一步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文化互补交流、玉石商品贸易的共同体。
小商品性质的经济生产模式。用科技手段检测发现，崧泽文化时期玉石器制造已呈现小商品生产的模式。
犁耕和集约化农业生产模式。崧泽遗址出土的石犁以及燕翼形石刀（耘田器）表明，当时的上海先民已由渔猎向农业生产过渡。这意味着整个部落的所有劳力不分男女，都投入到集约化的生产中。而精耕细作，不仅增加了粮食产量，而且能提供商品粮进行交易。
商品交易记数器具的货币模式。崧泽遗址中出土了大型的圆片形陶器“纺轮”，底面有精美的装饰纹样。这种“纺轮”，很难用于丝、麻、棉纤维的捻线。它的功能类似于陶筹，是用于商品交换等价的“实物立体符号”，相当于陶钱货币。
商业化流水线的生产模式。崧泽遗址上出土的陶豆柄，应该是流水线模块协同制作的产物。它在满足上海先民的审美需求之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量产，有助于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
艺术阶层和艺术风尚的崛起模式。崧泽古文化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大批带有明显个性特征、富有创意的艺术品被制造出来。那些灵动的艺术造型、古典的艺术风尚，似清新的春风，令人耳目一新。那些脱离了日常生产和小商品生产的艺术阶层标新立异，形成了探索古典审美艺术的新浪潮，迎合了远古社会人们的生活情趣和精神追求。
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互补模式。从考古发现来看，崧泽古文化是一个圈。皖江两岸作为“崧泽文化圈”的西部边缘，商品经济处于低端，满足砍伐、斫木的石器是其主打产品。这与长江下游崧泽古文化核心区的高端玉石器生产，形成了产品和市场的互补。
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异化的社群、氏族模式。社会分工和技能群体之间的差异，造就了一批非典型意义上的“贵族”。他们往往是善于治玉的能工巧匠。崧泽文化时期，社会上层大多从手工业者和商业精英中产生。
丰富多彩和灵动美观的艺术造型模式。崧泽古文化对神的崇拜，以陶器为主要载体，神的形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物象。陶器通常胎体厚重、重心居下，给人以沉稳庄重的视觉美感；陶器的各个部位匠心独运、灵活多变、注重装饰、善于创新，富有曲线美和韵律感。上海先民把丰富的陶器装饰演绎得别有情趣，让优雅的凹凸流线和舒适的手感完美结合，将美的元素融到日常生活生产的器具中去，使精致和华丽成为崧泽文化器物独有的特征。
风格新异、时尚浪漫的创意模式。崧泽古文化的陶器、玉器、石器、骨角牙器的器物之美，既有环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的传统元素，更有创新创意的时代风尚。尤其是，造型特异、富有浪漫气息的动物和自然界仿生类陶器、异形陶器，令人印象深刻。加上精细修造、刻画镂孔、彩绘堆塑等装饰工艺，崧泽古文化的创意和工艺不断取得新成就。
上海文化：从历史和传统中汲取营养、提升活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崧泽古文化开启的6000年厚重历史和文化自信，对上海提升发展活力有着重要价值。
第一，丰富文化底蕴。
从一时一世来看，文化的力量也许弱于物质的力量。但从长久的意义上来看，文化的力量是坚不可摧的。6000年前的崧泽古文化，一定意义上说依然历久弥新。
崧泽古文化凝聚了上海先民开拓进取的精神，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创业、创造、创新的精神。它注重和谐，体现“天人合一”的传统；它海纳百川，提倡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与集成创新。
上海6000年文化基因最有力的现代表达可以归纳为：从“和而不同”到“和平共处”；从道法自然到强调生态文明；从倡导礼义廉耻到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天下为公到以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
第二，提升文化自觉。
费孝通说过，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龙去脉、形成过程和在生活中的作用。我们在继承上海6000年文化的同时，既要满腔热情，也要理智冷静、批判吸收、深刻反思，对传统文化要善于取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同时，我们要实现文化自觉，对文化生态进行整合优化，进行清理、修复和培植；要理性地、批判地对待外来文化，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模式和意识形态不能照单全收，而应善于质疑和追问，吸纳其合理因素，杜绝其负面效应。
就此而言，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要让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展其长、相互交融，进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第三，强化文化担当。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建设，必须要有强烈的文化担当，以先进的文化引领社会的进步。就当下上海而言，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设计，要有推动城市进步的文化力量。
为此，必须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必须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制定好长远的文化发展战略。要在国际竞争中，维护好文化安全，保障和拓展人民的文化权益。
上海应责无旁贷地推动文化发展，让文化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既要政府引领推动，又要让群众广泛参与，实现共同创造、人人享有。要进一步完善文化扶持政策，让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比翼齐飞。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对文化人而言，要有更大的文化担当。不仅要投身于文化建设，而且要塑造文化人格，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社会风尚。
第四，推进文化建设。
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日益加深。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拥有了强大的软实力，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居于主动地位。
上海应该致力于先进的文化建设，在更高层面上展现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一要着眼于“以人为本”和“以文化人”，提高市民的文化素养和人格修养。二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提升城市品位。要注重家教家训家风，培育良好的生活方式，营造积极的社会生态和社会风气。三要主动融入世界文明潮流，激发文化创造活力。在弘扬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纳各种外来先进文化。只有这样，上海文化才能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进一步来看，以崧泽古文化为代表的上海远古文化，作为城市的重要文化资源，带来了不竭的“发展红利”。我们要抓住上海“文创50条”的契机，加大挖掘和整合力度，加强文化创造力建设，充分展现和提炼上海的城市记忆、文脉基因与鲜明特色，让上海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最大化，让上海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更响亮。
（作者现为上海市文联委员、青浦区文联主席，研究员。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系上海市群众文化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艺术系列高级职称审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项目评审专家。长期从事崧泽文化、福泉山文化、青龙镇文化、吴越文化与海派文化的研究。曾获上海文学艺术奖、国家文化部“群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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