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国际交流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全国政协委员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走出去”前

　　应该经过精心打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指挥家余隆表示，进行中外人文交流时，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要经过精心打磨，其目的不仅仅是提供艺术娱乐，而是要体现国家的文化思想。

　　余隆表示，多年从事文化交流的经验，让他开始思考，在当今时代下，到底该怎样讲好中国故事，什么才是把中国故事带到世界舞台上的最佳方式。“以前，一拍脑袋，把东西带到国外去，我们就是走出国门了，就是讲中国故事了，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

　　余隆举了个例子，一次，某京剧院要去国外演出时，准备了经典剧目《杨门女将》，在主战主和的剧情中，京剧院打出了“no peace, we want war（不要和平，我们要战争）”的字幕翻译。“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余隆认为，送出去的文化要经过思考，要适合国际大环境，在中外交流上做到极致，指的不仅仅是艺术本身达到的极致，还包括相关的字幕、文字等一系列专业精神上的极致。“仅仅是戏唱得好，那只是自娱自乐。我们要传递的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一种文化思维。”

　　此外，余隆还表示，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上，走出去的文化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提供艺术的娱乐以及技巧性的东西，而是要有深邃的内涵，体现国家的文化战略，“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也很重要。”

　　“走出去”时

　　大力推出经典品牌国际展览

　　随着国力增强，对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艺术家们通过各种通道获得了许多赴海外举办艺术展览的机会，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走出国门的展览并不是办得越多就越好，拿出去的展览要具有代表性、经典性，足以展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积极追求与对真实现实的准确塑造。

　　吴为山表示，在近年的一些文艺创作和国际交流中，往往还存在着以西方流行的价值观为标准的“当代主义”，以封建文化表面模式为传统的“保守主义”，或以视觉怪异和极端个人宣泄为创新、丑化人民形象取悦西方市场和潮流的现象，“种种这些成为世界‘误读’中国艺术的某些原因。”

　　此外，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市场的走势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品质量，较多受到商业和资本的控制。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一些国际双年展等品牌展览左右了艺术家的创作，左右着青年艺术家的价值取向，使得在一定阶段内，中国艺术获取西方关注的通道过于单一，存在“被看”与“戏谑”的成分。文化艺术交流的准则与标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西方话语掌握。

　　针对该情况，吴为山建议，应大力推出经典性、品牌性的国际展览，树立主流价值观。他认为，走出国门的展览项目要提倡具有经典价值。他建议，应设立遴选机制，成立专家委员会，制定选择标准，研究与规划国际展览，完善若干国际展览策划方案，从而逐步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其次，他认为，在外交项目上进一步突出文化艺术的内核十分重要。此外，吴为山认为，国家的文化复兴离不开艺术巨匠，只有在国际舞台上对一流艺术家进行全方位推介，才能有效树立国家文化形象。

　　吴为山表示，值得庆幸的是，在国际间，中国的文化经典非常受欢迎。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已悄然从西方逐步向亚洲特别是中国靠拢，“现在正是我们建构自身话语体系，掌握话语权的良好时机。”

　　“走出去”后

　　应建立绩效评估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虽然，文化“走出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实绩，但是实效不强，依然还存在一定问题。

　　张颐武认为，一方面，我国对文化“走出去”的实际效果缺少必要的评估，对传播的实际状况和现实情况没有很清晰地观察。对外文化传播大多数是单向的，而不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互动中完成的，对外话语缺乏感召力，造成对外文化传播“讲不出、传不开”，文化传播的实际效益被打折扣。另一方面，“走出去”主要依靠政府支持的文化交流、对外宣传，在文化对外贸易和文化对外投资方面还比较薄弱，文化贸易仍处于逆差状态，能够“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文化产业群和骨干企业还不够多。文化“走出去”的层次总体较低，文化精品和文化核心内容还没有对世界文化产业形成关键性的影响，很多“走出去”的文化产品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同时，文化企业的整体实力、市场竞争力与国际同行相比也呈现出较大差距。在传播的路径上，存在着重欧美轻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接受对象上以华人华侨群体等为主，而对所在国的主流社会传播不足等现象。相对不够精细化。还存在相对较多的文化折扣。

　　针对此现象，张颐武建议，应建立绩效评估机制，以科学的方式对“走出去”活动的效果和影响进行评估，尤其对于政府的投入应有更为完善的评估机制。同时还应建立和完善“走出去”的支持和激励的机制，对支持“走出去”活动的资金投入应注重实效，以设立“文化交流基金”的方式，或以国家艺术基金为平台，采取政府部门招标等方式建立完善的评审等机制，汇聚政府、企业和资本力量，为文化的“走出去”与“引进来”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和项目支持，每年推出若干个扶持项目。

　　此外，为加强政府与企业及各类学术、文化机构间的沟通，促进文化“走出去”，应建立文化“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平台应包含政策资讯、项目合作、数据统计与趋势研判、国别（地区）指南、企业名录及积分制度、在线业务办理等多个板块。以文化“走出去”的奖励制度鼓励民间参与。

　　同时，根据不同区域和国家不同的文化性格、外交关系，有针对性地输出文化品牌资源，形成文化走出去整体规划线路，对大型活动的落地等形成有针对性的方案，从而形成“资源对接、路径可行、定点定向”的策略。本报记者 牛伟坤 J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