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抱团投资”崭露头角

　　原标题：民企“抱团投资”崭露头角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转型升级阶段，民营企业正从粗放式发展向精益化发展阶段过渡，过去依靠企业自身“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也难以为继。当前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一些民营企业在政府引导下，纷纷积极探索“抱团投资”新模式，搭建共同投资平台，聚合大量民间资金，在共谋发展的同时，也有效服务了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战略。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民企“抱团投资”正步入爬坡过坎关键期，这一新模式在公司治理机制、产业投资方向等方面存在一些障碍需要克服。

　　新探索：平台聚合资本

　　陕西和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31日，是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陕西省工商联牵头、省内十多家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的目前陕西省最大的民营投资公司，公司注册资金42亿元。

　　陕西和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韩东升说，随着2014年8月全国工商联牵头的中国民生投资公司成立，各地类似中民投这样的民企投资平台相继成立，目前国内包括陕西、浙江、重庆、四川、广东等省都有相应的“民投”公司。陕西和谐投资公司成立的时间相对更早一些，其初衷是为了通过整合民间资本的方式提升陕西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国内类似陕西和谐投资公司这样的民企联合投资平台数量不少。如重庆渝商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聚合了50多家重庆民营企业的34亿元资金。2017年3月成立的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由当地百家民营企业共同参股投资，首期实缴资本金超过10亿元。

　　在浙江，8家浙江民营龙头企业和工商银行浙江分行于2015年4月共同发起创立浙江民营企业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期注册资本金达50亿元。“浙民投”副总裁周冠鑫说，浙江长期以来就存在庞大的创富群体，还有在国内举足轻重的浙商资本，如何将这些力量集聚起来，发挥联合投资的功能，聚合民企有生力量、有效要素和经营思路，是“浙民投”想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各地的民企联合投资平台几乎都是在当地工商联牵头下成立的，从而在业务发展和公司运行上得到有效的引导和管理。一些地方的投资平台，还吸纳了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出资人，财政资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2016年2月成立的四川川商返乡兴业股权投资基金，由四川省出资3亿元，新希望集团出资3亿元，首次募资金额达42亿元。川商总会会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川商基金运行以来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已投资的5亿多元全部用于支持四川经济建设，基金团队专业水平和资源整合能力强，核心团队主要来自香港和北上广深知名投资机构的高级人才，未来必将会成为助推川商返乡兴业的重要引擎和抓手。

　　新苗头：警惕不干正事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各地民企联合投资平台方兴未艾且成效初显，但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障碍和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一些平台不懂得投资行业的规律和特点，导致“念歪经”。记者在几年前曾接触过西部某省一家由陕北煤老板组成的联合投资公司，当时这家公司提出将把煤炭行业的资金用于新能源投资，实现民营资本由“黑”到“绿”的转变。但记者日前在这家公司所在的开发区了解到，这家公司这几年来并没有投资在新能源上，主要是几个股东对于新能源行业并不了解，也没有聘请有力的团队帮助运营，现在除了在所在开发区盖了几栋楼外并没有什么作为。

　　再者，公司治理机制有待完善。韩东升说，民企联合投资平台出资人较多，来自不同领域，抱团后容易产生意见不一致。特别是一些公司股东股权相同的情况下，“一人一票”容易导致决策分歧，相持不下的结果就是错过了投资机遇。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明确股东和管理层的不同职责，将具体运营交由管理层负责，股东则只负责重大决策和绩效考核，从而实现精准高效的投资。

　　此外，投资方向难寻阻碍发展壮大。西部某省2011年曾组织传统能源行业的多家民营企业组建了大型联合投资公司，但运作几年时间内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导致许多股东萌生退意。这公司后来被当地一家大型民营企业收购，原本计划的聚合民间资本的目标也不了了之。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一些管理较为规范的民企联合投资平台已经实现了良性运转。如陕西和谐投资公司2016年实现净利润3.3亿元，资产总值从最初的42亿元增加到58亿元，公司投资的西安炬光科技公司2014年估值为3.66亿元，到2016年底估值达到了8亿元。而“浙民投”成立后投资5亿元布局的13个早期科技项目，涵盖了无人机、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目前这些项目大部分已完成利润目标实现退出，部分项目已进入下一轮融资阶段，估值相对“浙民投”刚刚进入时已有大幅提升。

　　老问题：共性难题待解

　　山东、重庆、福建等地多家民营企业负责人都向记者反映，当前有三大共性难题待解。一是“融资难”“融资贵”。据了解，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门槛偏高，存在“嫌小爱大”“惧贷惜贷”现象，大企业送贷上门，小企业求贷无门；大企业得到的是信用、长期、低息贷款，小企业基本得不到信用贷款，要么资产抵押，要么担保，且多是短贷、流贷、高息贷。

　　另外，民营中小企业融资贵问题也很严峻。重庆市工商联调研发现，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包括银行贷款利息、第三方收费、担保费等。比如，某民营企业贷款1000万元，必须将500万元回存银行，企业实际贷款只有500万元，却要支付1000万元的利息。

　　据重庆市工商联测算，各项融资成本相加，民营企业银行融资成本年利率在13%-15％之间。同时，贷款手续繁杂，需要1-2个月时间，影响了融资效率。“融资难”“融资贵”使一些民营企业老板感觉一年只干三件事——为群众服务解决就业，为政府服务缴纳税金，为银行服务还本付息。

　　二是中小企业“入园难”。还有部分民营企业负责人反映，受投资强度、投资规模等较高的入园“门槛”影响，中小企业很难进入工业园区。地方政府优先给规模以上企业、招商引资企业供地，一些获得土地的企业又借机高价转让、租赁、再次招商从中牟利，中小企业普遍反映获取土地难、“入园难”。

　　三是“用工难、人才缺”仍是制约瓶颈。记者调研了解到，“高级人才难引进、普通工人难留住”是当前不少民营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部分小微企业“除了老板和老板娘，员工大部分都是新来的”。另外，民营中小企业引进高新技术人才能力更弱，很多企业中高层管理和科技人才任职时间平均不到3年，民营企业普遍面临技术人才引进难、留不住的困境。